利用大數據分析,痛擊通信網絡詐騙

網絡搜索可知，2009年公安部對河北豐寧縣、湖北紅安縣和大悟縣、湖南雙峰縣、廣東電白縣和海南儋州市等6個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比較集中的原籍地進行了掛牌整治。其中，河北豐寧、湖南雙峰、廣東電白、海南儋州屬于兩次“上榜”。

簡單搜索，就可以發現，這些地方的電話、短信、網絡詐騙報道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甚至2003年，有的地方詐騙方式多年基本沒有改變，有的地方已經過了多次變化。這些地方的公安部門也不是沒有作為，地方政府的專項行動也打過數輪，甚至有的地方，年年打擊詐騙都成績卓著，但詐騙好像總是“春風吹又生”。多地的詐騙方式還被央視、中新社、新華社等“起底”曝光，但這并不影響那些名聲在外的“詐騙縣”、“詐騙村”一次次在報道中出現，甚至有的報道，讓人覺得記者、辦案的警察都有羨慕之意。男女老少，兄弟結尾，拿起手機、電腦等作案時就是騙子，放下又是生活美滿的普通公民，上山打游擊，進村需過安全崗，與警察捉迷藏。

詐騙暴利，可以不勞而獲，肯定是一個重要原因；通信、互聯網工具打破了時間、空間界限，信息流、資金流可以方便地流動，肯定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手機號未全部實名、網上平臺注冊信息未能嚴格實名，可能也會有一些作用。但當一個村、一個縣，連續多年被加上了“詐騙”的標簽，還能繼續“詐騙”下去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我們的治理打擊流程哪里出了問題？

第一，騙子居一地騙全國，我們為什么不能舉全國之力，滅一地的詐騙？電信網絡詐騙，大都情況下是如此，發送一條信息，上當的可能只有最多百分之一、二，甚至只有萬分之幾，大都只有千分之幾，但只要有一個上當的，對詐騙者來說就已經是暴利了。而且可以今天騙山西的，明天騙河南的，銀行卡、手機號經常換，人雖未動，同樣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這些在大數據面前，都是透明的，如圖，相關企業、單位每家派一個人，遠不如打通數據后臺有效（別和我說信息安全，打通數據后臺，在嚴格規范下，同樣可以保證信息不泄露）。

第二，堵是成本高、收效小的手段。目前各種宣傳從未間斷，電信運營商、即時通訊軟件提供商、網絡安全公司、銀行已建立了一級一級的防護手段，越來越多的詐騙行為被識別，被攔截，報道中的攔截金額也越來越高，但這也導致“堵”的成本越來越高但效果卻在逐步降低。出于暴利，騙子們會想更種辦法“繞”過堵截。

第三，打得遠不夠狠，不足以震懾詐騙者。每一輪打擊都是聲音很大、成績卓著，但并未能有力地震懾詐騙者。這可能有幾方面的原因，①查清的違法所得金額較少，②處罰附帶的經濟處罰額度過小，③對詐騙未遂的認定偏軟。

我們已經進入了移動互聯網時代，全國都在積極推進互聯網+，現在對于通信及網絡詐騙來說，騙子已經快速互聯網化、移動化，而相應的執法還受到各種時間、空間的限制，并未能充分發掘海量信息的價值，如果不能突破這一點，很難真正遏制此類詐騙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