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下構建量刑資訊系統的若干設想

每每談及量刑規范化，實務界和學界往往都聚焦于美國的數值化量刑模式，同時又提及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決使量刑準則不再具有強制力而只具有參考性，兩相比較之下發出“量刑規范化還能走多遠”的質疑。也有少數人提及英國的敘述性量刑模式，介紹其重點在于量刑原理和法官應注意事項，強調對法官的法律約束力，認為其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量刑改革的正確方向。

量刑不均衡是刑事司法的一個世界性難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紛紛探索解決方法，量刑的美國模式和英國模式也僅是其中一二，其實更加普遍地做法是利用IT技術建立和完善量刑資訊系統。

量刑資訊系統的域外經驗

早在1973年，西德司法部就研發出了JURIS資料庫和社會法檢索裝置；到1977年，美國開發了名為TAXMAN的世界上第一個資訊科技法律專家系統。進入21世紀后，各國司法機構越來越多地實現信息化和自動化，建設若干法律資訊系統。

量刑資訊系統是綜合運用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的理論成果，采取數學模型的統計技巧和信息技術，將相關法律規定、審判經驗等有機結合為一體的系統；通過運用資訊科技對龐大數量的已決個案進行持續的類型化分析，為法官對未決個案的量刑提供參考，從而努力實現“同等情況，同等對待”的平等原則。量刑資訊系統并非用電腦取代法官量刑，而是用IT資訊輔助法官量刑，這些資訊背后體現的是法官的經驗與智慧。

現有的量刑資訊系統主要包括美國的量刑準則系統、澳大利亞的量刑資訊研究系統、荷蘭的北極星求刑系統、德國的JURIS資料庫、日本的檢索咨詢軟件、韓國的案件評量資料庫、我國臺灣地區的量刑資訊系統，等等。按照使用主體的不同，上述量刑資訊系統的開發者和使用者絕大多數是法院（或量刑委員會）和法官，但是荷蘭的北極星求刑系統的開發者和使用者是檢察總署和檢察官。

在這些量刑資訊系統中，澳大利亞的量刑資訊系統被稱為世界上最詳盡、最復雜、最精密的司法資訊研究系統。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州一直引領風騷，最先構建前案信息數據庫來為法官提供獲取資訊的便捷網絡途徑。新南威爾士州從1980年開始進行量刑改革，通過收集、整理和分析量刑數據，建立量刑資訊系統，到2003年升級為量刑資訊研究系統，為法官提供有關法律、事實及量刑數據之統計資訊，從而為處理類似案件作出參考。該系統包含相互關聯的8個子系統，即刑罰統計資料庫、裁判資料庫、個案摘要資料庫、量刑原則與實務資料庫、當地量刑設施資料庫、進階記錄資料庫、電子法官手冊資料庫、立法資料庫；系統還包含了執行日期運算系統、最近法令、犯罪搜尋套裝軟件、量刑委員會相關出版品等；其涵蓋范圍包括所有的法律圖書、立法規定、已決案例、量刑原則、量刑數據，等等。該系統提供的第一層次資訊是所有的裁判文書全文和立法規定，第二層次資訊是個案摘要、量刑原則、電子法官手冊等，第三層次資訊是及時更新的量刑統計數據等參考資料。

該系統最初免費使用的主體只有法官，后來擴大到公設辯護人和法律扶助律師。主要使用者包括一審法官、二審法官，下級法院法官要遵循上級法院法官的建議和見解。但是，該系統并不為法官直接提供量刑結果，更不直接指導量刑過程，只是提供類似案件的最高量刑和最低量刑，并將自由裁量權最終保留給法官。另外，律師和檢察官也會把在系統中查詢所得資料用于量刑辯論和上訴參考。此外，政府部門、圖書館和科研機構等也可以通過購買使用。登錄者進入系統后可以查詢所需要的法律資料，以及類似案件的判決結果，并對有用資源進行復制。

從2008年設立的量刑資訊研究系統之環境犯罪量刑數據庫，我們可以具體看到量刑資訊研究系統的概況。該數據庫中的數據來源于1998年1月1日以來土地與環境法院以及其他法院的量刑判決，具體信息包括：案件名稱和案號、管轄情況、主要罪名和其他罪名、刑罰種類、犯罪行為的各種情節，以及犯罪行為人的各種情節。就客觀情節而言，信息主要集中在犯罪的嚴重程度，要素可以細分為：犯罪是否存在經濟原因或犯罪人是否因犯罪獲利、是否對環境造成可預見的破壞、是否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損害結果的發生、是否曾經對犯罪原因進行控制、行為人的主觀罪過、犯罪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是否因監管者命令而實施犯罪行為，以及最高刑罰。就主觀情節而言，要素可以細分為：犯罪人的前科、犯罪人是否提供合作和協助、犯罪人是否悔罪、犯罪人是否一貫表現良好、犯罪人是否認罪及認罪時間、犯罪人是否繳納罰款和賠償損失、是否出于一個犯意實施數個犯罪行為。該數據庫的使用者只需輸入上述關鍵詞就能搜索到相關裁判文書的全文。

那么，該系統的用戶體驗究竟怎么樣呢？新南威爾士州土地與環境法院的首席法官約翰·普勒斯頓認為，量刑資訊系統對法官決定量刑結果和量刑過程都大有裨益。就量刑結果而言，首先，環境犯罪量刑數據庫不僅提供了類似案件的量刑結果，而且提供了決定量刑結果的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客觀情節和主觀情節；其次，量刑數據庫還有利于上訴法院進行復審，便于根據相關信息對下級法院的量刑予以監督，甚至推翻原審判決。就量刑過程而言，首先，量刑數據庫提供了量刑原則，通過已決案件明確了特定時間內的量刑模式；其次，量刑數據庫還有利于實現刑罰個別化，便于根據全部量刑情節在已決案件的最高刑和最低刑之間選擇適當的刑罰。因此，量刑數據庫雖然并不能覆蓋所有的案件事實和量刑情節，但是提供了必要的考量因素和方式，以內部的透明公開促進了平等原則的實現。

量刑資訊系統的國內探索

近年來，國內某些地方法院和檢察院已經開始積極探索建立量刑資訊系統。

2006年，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人民法院和北京博雅英杰通訊科技有限公司就合作，研制開發的我國首個“刑法常用百種罪名電腦輔助量刑系統”，并通過了專家鑒定。其具體步驟是：第一步，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人民法院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通過對數以千計的刑事案例的量刑事實與情節的歸納研究，運用統計學原理進行了科學的概括、抽象，制訂《常用百種罪名量刑規范化實施細則》。第二步，北京博雅英杰通訊科技有限公司作為司法系統解決方案的專業提供商，與淄川法院一起聯合研制開發了“刑法常用百種罪名電腦輔助量刑系統”，并將系統試用近一年時間，經過了500多件案件的實際檢驗。第三步，在使用該系統時，法官通過鼠標輸入被告人所犯罪名、犯罪事實、相關量刑情節以及附加刑、浮動刑情節等，經過系統的識別、判斷、推理和運算，最后自動生成《量刑報告》，在量刑報告中列出了最終量刑。在此過程中的每一步，法官都可以直接查詢到相關的法律法規條款和對應司法解釋、典型案例等信息。但是，這個“最終量刑”也只具有參考性，法官仍然有權對量刑結果進行確認或修改。

2011年，福建省漳州市龍文區檢察院與福建圓創軟件公司聯合研發了“量刑建議管理系統”軟件。通過“量刑建議管理系統”軟件，公訴人自動導入起訴書指控的被告人及相應的犯罪事實，當庭演示通過多媒體示證系統查明的量刑的要素、公開犯罪事實及各量刑要素對量刑的影響，進而自動生成對被告人的量刑建議。據報道，這一系統自試運行以來，不僅縮短庭審時間，提高辦案效率，也更大程度體現公正性，被法院采納的量刑建議達96％以上，讓雙方當事人和旁聽群眾更加信服，減少上訴、抗訴發生。

此外，武漢大學的趙廷光教授在2004年就主持研發了輔助量刑系統，試圖通過所謂“電腦量刑”克服“估堆量刑”的弊端。

量刑資訊系統的具體設想

由此可見，構建量刑資訊系統是當今世界刑事司法改革的趨勢，在我國也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基礎。隨著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的深入推進和量刑規范化改革的全面展開，建立量刑資訊系統適當其時。

量刑資訊系統應當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導建立。一方面，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從2005年開始對量刑規范化問題進行實質性的調研，到2014年開始全面實施量刑規范化，已經針對盜竊等15個常見罪名中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的案件出臺指導意見，并編輯了若干典型案例，在量刑理論和實證分析等各個方面都已具備了良好的基礎。量刑資訊系統可以成為量刑規范化的補充和繼續，既可以為現有的指導意見提供更堅實地實證支持和驗證，又可以為指導意見以外的刑種和罪名提供尚為欠缺的有效參考。另一方面，從域外設立量刑資訊系統的主導機關來看，主要有最高司法機關、獨立的量刑委員會，以及最高檢察機關。其中，由最高司法機關主導是普遍做法。例如，韓國最高法院于2006年1月建立案件評量數據庫，法官鍵入被告性別、年齡、職業、婚姻狀態、教育、殘障程度、共犯情形等資料，可以搜尋類似案例的判決作為參考。該數據庫目前僅限于貪污、殺人、詐欺、交通事故等案件類型，未來將視實施成效逐步擴大至所有的罪名。數據庫還可以對不同法院及不同期間之判決進行分類比較，從而方便法官作出最適當地量刑判決。

量刑資訊系統應當具備案例匯集、信息檢索和決策參考三項功能。除山東淄博法院等地方法院的積極探索外，最高人民法院還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資源和技術。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內網已建成使用了中國審判法律應用支持系統。該系統包含了法律條文釋義、司法解釋理解和適用、實務指南等多個子系統，其中的數據庫信息統計就包括了裁判文書精選欄目，內設標題關鍵詞、案由分類、全文關鍵詞、審理法院、審理日期等搜索關鍵詞。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審判法律應用支持系統已經涵蓋量刑資訊系統應有的大多數功能。其次，中國裁判文書網已集中了全國的刑事裁判文書。最高人民法院從2013年7月1日開設了中國裁判文書網，自2014年1月1日起全國3000多個法院的裁判文書都集中傳送到這一統一的網絡平臺上公布。隨著裁判文書上網工作的快速推進，量刑資訊系統所需的信息來源已基本不成問題。在上述過程中，最高法院與IT技術公司的合作開發也形成了成熟經驗，下一步需要深化的是如何增強系統的搜索功能和綜合分析功能。如果量刑資訊系統僅是匯集已決案件，法官無法通過強大的搜索引擎查詢檢索到有效信息，那么就只能勉強達到澳大利亞量刑資訊研究系統的第一層次資訊的功能；如果量刑資訊系統無法展示量刑趨勢的發展變化，那么就不能提供決策參考只能實現澳大利亞量刑資訊研究系統的第二層次資訊的功能，也就無法徹底實現其促進量刑公開公正的預期目標。

量刑資訊系統應當努力實現方法創新的目標。長期以來，國內裁判文書不說理的現象相當嚴重，有的甚至從裁判文書本身根本無法讓人弄明白量刑過程是怎么進行的、量刑結果是怎么得出的。沒有方法論上的突破，不加強裁判文書的論證和說理，搞出來的量刑資訊系統也只是閉門造車，難逃窠臼。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是，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裁判文書在說理方式上都有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無論是一審判決對控辯雙方意見的分析采納，還是二審法院對改判維持理由的詳細論證，可圈可點之處比比皆是，有的甚至還使用圖表數據來說明量刑過程，其法律論證的方式具有方法論意義上的指引作用。同時，三地分屬于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而文化傳統又都屬于中華文明，借鑒的意義最大而成本最小，可行性很強。值得注意地是，臺灣地區的一些法學資訊系統就已收集了國內的判決，例如月旦知識庫就專設了大陸裁判的欄目。

量刑資訊系統應當根據技術支撐逐步完善。量刑資訊系統是一個系統工程，必然存在一個持續更新逐步完善的過程。一方面，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的是從2014年1月1日起的裁判文書，各罪所需裁判文書的完整樣本尚需幾年的時間。同時，量刑資訊系統的邏輯推定是實然即應然，已然即未然。如果對已決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加分析整理，據以預測量刑結果的前提存在瑕疵的話，那么預測量刑的可靠性就會受到影響。另一方面，量刑資訊系統不僅是已決案件的數據庫，更應有要素情節的分類提煉、數據資料的細致分析等，理性的方式應該是逐步建立各個罪名的數據庫且持續更新。我國臺灣地區的量刑資訊系統構建即是如此。為回應社會對2010年高雄地方法院判決的一件性侵幼童案的不滿，臺灣地區“司法院”推出妨害性自主罪量刑信息系統，系統搜集過去4年來各地方法院判決有罪的5000多件性侵害案，逐案輸入227個量刑因子，包括被告年齡、人數、是否攜帶兇器、有無偽裝、性侵手法等關鍵字。未來法官只要在信息系統中鍵入量刑因子或個案特征，系統便會以曲線圖呈現過去類似案件的刑度，并顯示平均、最重、最輕的判刑刑度等。至今為止，除已建置之妨害性自主罪量刑信息系統及修法前、后不能安全駕駛罪三個量刑信息系統外，臺灣地區已完成槍炮案件的量刑數據庫建置，正在進行幫助詐欺罪的數據庫編碼作業，未來規劃建置制造、運輸、販賣毒品等罪及竊盜罪的量刑信息系統，預計每半年為一期建置一個量刑信息系統。在此過程中，臺灣地區尤其注意系統的更新升級，為適用臺灣地區刑法中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修改變化，“司法院”收錄2012年1月至6月各地法院關于不能安全駕駛罪案件的判決書予以編碼，建置刑法修法后新的不能安全駕駛罪量刑信息系統，提供法官更完整及全面的量刑參考數據。

在大數據時代下，人工智慧對司法的影響日漸增大，由此發展產生的法學資訊系統已經不是“要不要辦”的問題，而是“何時來辦”、“怎么去辦”的問題。但是，任何法學資訊系統都只是提供參考資訊以協助司法審判，量刑資訊系統只是資訊輔助量刑，絕非電腦量刑。換而言之，量刑資訊系統只是“法官有用的仆人，而非決定個案量刑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