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不應成為作惡的工具

牛津大學互聯網學院教授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曾以《大數據時代》《刪除》兩本看似“自相矛盾”的著作炸響了大數據的深潭，前者著重挖掘大數據的價值，而后者則指出在記憶不可磨滅狀態下大數據對我們的生活造成的困擾，兩書呈現了大數據的兩面性。然而，在現實應用中，前者在商業及金融領域的潛在價值被不斷挖掘，而《刪除》中那些啼笑皆非的案例，總是被人們選擇性遺忘，在大數據的裹挾下，我們正在進入被操控的“黑箱社會”。

　　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弗蘭克·帕斯奎爾所著的《黑箱社會：控制金錢和信息的數據法則》，分析了在互聯網時代，各類數據收集挖掘企業是如何仔細檢索、審視我們的生活和習慣，設置我們的生活議程，控制我們的視野范圍，甚至左右社會的政治走向。帕斯奎爾可謂是向社會不公現象宣戰的斗士，他曾在美國眾議院的司法委員會上叫板谷歌、微軟、雅虎，與他們的法律總顧問對峙。在書中，作者再燃憤怒之火，劍指這些掌握信息技術大權的互聯網大鱷如何操控我們的生活，設置不平等的規則，將他人的命運甚至是整個經濟社會的未來操縱于掌心。

　　所謂“黑箱社會”，是指在我們看不到的角落，有潛在的法則在暗暗起效，被黑色幕布遮掩之處，恰是人們的隱私、權益被暴露、利用、加工販賣的狂歡之所?，F代社會，人們已經無法查清自己被“販賣”的次數，從第一次接到“神機妙算”的電話，到手機被各種借貸、炒房信息轟炸，再到自己被各種購物網站服務得“無微不至”，其實我們已經在大數據的牽引下，成為信息時代的透明人，是無數利益機構“精準營銷”、“策略營銷”的對象。

　　假如僅僅是商業上的“超服務”，尚在可接受的范圍之類，但假如我們在互聯網中留下的所有蛛絲馬跡都被過度解讀，無限聯想，對于我們來說則可能是一場災難。比如，A君在網上購買了一些糖尿病輔助食品，則被有心的大數據運營公司記錄為“糖尿病患者”，而后他在求職過程中屢屢受挫，他始終不清楚導致他被拒的原因是他“被糖尿病”了。大數據帶來的誤解令我們百口莫辯，甚至年少輕狂時在網上偶發的言論都被當成“呈堂證供”。

　　大數據技術在給人們帶來便捷的同時，也滲透進了人們生活的所有公共和私人空間，在人們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們的行為、特征、語言，被一遍遍計算、算計，它給我們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簽，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卻鮮有申訴的權利。沒有人能完全明了在數據的黑箱里究竟裝了哪些運算法則，沒有人能夠在智能計算中“獨善其身”。

　　技術秘密是大型互聯網企業的萬用擋箭牌，即使是在立法機構的一次次調整中，互聯網企業也總能在現實的變通中，完美規避法律，畢竟沒有哪個政府部門會在互聯網時代擁有比企業更靈敏的嗅覺和快速的反應能力。

　　以書中所示的英國“Foundem”垂直搜索引擎公司來說，作為搜索領域的新生兒，簡直是被谷歌玩弄于股掌之間，只要谷歌對其作出搜索降級的“處分決定”，它就難以在用戶搜索關鍵詞“價格對比”時出現在靠前的頁面中，這對于一家互聯網企業而言無異于滅頂之災。只要谷歌稍動手腳，一家風光一時的企業就會在互聯網中石沉大海，而谷歌想捧紅哪家企業，也只要將其置頂，這家企業就會擁有源源不斷的點擊率。當公眾質疑其搜索結果的公正性時，谷歌總會有相當多的理由以及技術秘密用以搪塞用戶，只要谷歌不掀開自己的“技術黑箱”沒有人知道里面究竟裝的是規則與秩序，還是權利與利益。在流量為王的時代，谷歌仿若商業世界的帝王。當然，擁有這種權利的互聯網企業，絕不僅谷歌一家，臉譜網、推特這些大型互聯網企業在各自的領域亦有著相似的能量。

　　在美國的政治競爭中，互聯網企業也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們甚至可以決定人們對這位候選人的認知度和整體印象，還可以設置話題議程，左右輿論風向，其強大的排序能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其技術所應伸出的觸角。一個被大型企業壟斷的世界同獨裁統治的世界一樣是可怕的，一股缺乏有效制衡的“超力量”必然會不斷地制造社會的“暗箱”，將規則與公平關進籠子里，而放出來的則是金錢與權利的欲望之火。

　　認清政府、大型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更有助于我們看到很多社會問題的成因。就如同華爾街的貪婪并不能一味從金融大鱷身上找問題一樣，其背后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信用評級機構、金融監管者及立法者之間相互纏繞的關系，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本書中，作者也用相當篇幅介紹了在金融領域“大數據”作惡的案例，其背后同樣是人對數據的誤用與濫用。

　　在《刪除》中，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曾就針對大數據帶來的諸多社會病提出了以“刪除”為核心，包括數字化節制、保護信息隱私權、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態在內的六大對策。在《黑箱社會》中，作者繼續進行了一些思路及方法上的探討，雖在深度及廣度上有所進步，可兩位作者同樣陷入了從揭露問題到提出希望式的書寫。理論上正確的方法需要更多與現實短兵相接的能力，美好希望在現實中總會遭遇種種挫折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