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推開檢察新時代大門

當前，以大數據為代表的技術革新，已經成為司法工作創新發展的新動力和新手段。在新的歷史起點，全國檢察機關以“智慧檢務”體系的塑造為引領，開展大數據的深度建設和應用，積極向大數據要戰斗力，開展大數據的深度建設和應用，全方位提高辦案質效，提升司法公信力，以科技信息化推動檢察工作創新發展。

2014年，全國檢察機關部署運行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將檢察機關各項職能梳理為節點環環相扣的15個檢察業務條線的197條流程，將司法規范的“軟約束”變成網絡運行的“硬要求”。這種先人一步的果斷與勇氣，引領檢察系統開創政法機關業務信息化的潮流之先。

? 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已經成為檢察機關數據的來源和大數據應用的基礎。

“人在干，數在轉，云在看”，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將大數據思維、大數據技術運用于執法辦案全程，在線高速運行管理案件流程，時刻匯聚重要業務數據，動態實現檢察機關數據互聯互通。

?  統一業務應用系統以一張網絡破解原來的數據壁壘。

全國四級檢察機關在一個平臺實現實現數據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流轉和共享，有效提高了辦案質量和效率，提高了司法規范化水平。

統一業務應用系統貫通高檢院、省、市、縣四級檢察機關，連通3750個檢察院，覆蓋自偵、批捕、公訴、訴訟監督等所有檢察業務的數據架構。它把大數據指標嵌入到司法辦案的全過程，案件分配、權限管理、程序審批、質量評查、績效考核等檢察官辦案、管理、評價的全過程都在該系統內運行。此外，對于案件超期或即將超期、文書不規范等問題，也都實現了動態跟蹤、實時監督。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蔡東彬說，案件辦理期限即將截止時，辦案系統會用小黃燈閃爍提醒；承辦人必須完成現訴訟階段的法定工作任務，確認后方可進入下一個訴訟階段（辦案環節）；如果工作任務未完成，承辦人無法操作下一個節點的工作任務。

高檢院案件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劉志遠說，統一業務系統的主要作用體現在四個方面：一個是數據全覆蓋，把檢察機關的辦案行為都置于聚光燈下，從而消除了管理死角和監督盲區；二是數據互聯互通，開放共享，從而既整合了檢察監督資源，也強化了內部制約；三是數據全面自動生成，對司法辦案進行全息掃描，及時發現司法辦案中存在的問題和偏差；四是數據自動提取到案件信息公開網和微信服務號上，從而解決了辦案人員不愿公開、不會公開的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技術信息中心副主任劉品新介紹，統一業務應用系統采取高檢院和省級院兩級部署、四級應用的模式，為全國檢察機關建立起立體化、動態化的管理網絡。

? 大數據的特點，不僅是數據規模巨大，還在于它給我們多維度的視角。
對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產生和采集的海量數據進行分析研判，深入挖掘數據蘊涵的有效價值，使大數據在司法實踐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上海市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周越強說，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的應用，在上海市檢察機關部署以來，全市各級檢察機關辦案效率得到了明顯提高。檢察官人均受理公訴案件上升了50.3%，審結批捕案件上升了31.9%，并且沒有一起錯案。辦案的質量得到了有效保證，法律監督工作也呈現了良好的發展勢頭。

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運行在統一業務應用系統中的全國檢察機關案件數據量已突破1100萬件，電子卷宗200余萬卷，各類文書達1億多份。

2017年1月，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統計子系統正式上線，正式標志大數據全面支撐業務決策。案管部門和業務部門從源頭提高數據整體質量，積極完善案件填錄內容、規范數據錄入標準，通過統計子系統，實現對海量的數據分析，進而分析業務態勢，掌握總體情況和發展態勢。

貴州省檢察機關取全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之地利，運用大數據思維，將條數據轉化為塊數據，并與公安、法院實現業務信息系統的互聯互通，探索把證據標準體系嵌入業務流程之中，該項工作得到中央政法委、高檢院充分肯定。

? 檢察業務工作前連偵查、后接審判，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過程中，如何統一公、檢、法的證據標準，剛性約束司法環節？

貴州省人民檢察院利用全國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的海量數據，研發了“大數據司法辦案輔助系統”，把“刑事案件基本證據要求”嵌入辦案流程，一方面有效發揮引導偵查取證作用，把裁判的要求和標準傳導到偵查環節；另一方面發揮審前過濾分流作用，防止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

“大數據司法辦案輔助系統”對貴州省檢察機關近兩年來辦理的15000件故意傷害案件進行了大數據分析，繪制了犯罪構成知識圖譜，把刑法、刑訴法中規定的行為、事項和情節，進行數字化分析。

貴州省畢節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何黎說，犯罪構成的知識圖譜，把影響定罪量刑的關鍵信息要素化了，在案件審查過程當中，同步建立了審查證據到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關聯關系。

? 大數據技術的智能輔助技術，為檢察官審查案件提供關鍵要素和關鍵證據的指引，大大提升辦案的公正性，不斷提高司法的社會公信力。

運用大數據“實體識別技術”、“案件數學建模技術”、“數據碰撞關聯技術”等，在案件審查時同步建立罪名、犯罪事實、案件要素、證據材料的關聯關系，自動關聯要素對應的相關法條，對不符合受理條件的案件自動提出退偵建議。

利用該系統，發現全省檢察機關辦理的故意傷害案件中存在證據風險的有674件，存在量刑偏離的有2395件，為案件質量評查和風險防控發揮了積極作用。

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袁本樸說，大數據服務執法辦案的探索，統一公檢法三家的辦案標準，解決過去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的難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016年所辦案件有罪判決率達100%。
 

司法辦案增效難，難在“信息壁壘”。如何通過大數據的方式，實現各政法單位間的信息流通和共享，提升司法效率，緩解案多人少的矛盾？

蘇州市檢察院作為蘇州政法信息綜合管理平臺的建設單位，在市委政法委牽頭之下，用4年時間，成功探索了“蘇州模式”，被中央政法委列為全國試點單位。

該平臺統一了政法機關間業務交換和技術交換標準，信息一次采集、多次使用，一方采集、多方使用，實現案件網上流轉和數據互通共享。

剛剛卸任的蘇州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王君悅說，蘇州政法信息綜合管理平臺發揮數據的整體優勢和規模優勢，上游連通公安機關，下游連通法院、司法行政部門，實現覆蓋刑事訴訟全生命周期的共享。

“政法平臺對我們具體辦案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一是在案件受理初期，對相關信息的獲取可以起到及時、迅速。二是在判決結束以后，其他相關的辦案部門可以及時了解到判決的結果?！?蘇州市姑蘇區法院刑一庭審判員栗利說。

張 家 港 王 某 某 盜 竊 案流程

第1天

張家港市公安局立案

第9天   10點40分
 10點45分
14點

移送審查起訴，流轉電子卷宗
張家港市檢察院網上換押、分案
檢察官網上閱卷，制作筆錄

第14天  10點20分
10點25分

起訴，流轉電子卷宗、文書
張家港市法院網上換押、分案

第16天

平臺發出出庭通知書

第20天  9點
10點

14點

開庭、判決。判處王某某緩刑
電子判決書流轉至公安局、檢察院、司法局
王某某被納入社區矯正系統     

基于政法信息綜合管理平臺，王振宇盜竊案辦結僅用20天。從偵查到起訴，到審判，再到執行，最大限度地縮短了流轉和辦理時間，與該平臺運行之前相比，增速50%。這相當于增加了一倍的辦案力量。

自運行以來，平臺積累了8萬多件案件數據。通過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各類數據的實時碰撞，通過案件畫像、關聯分析等大數據模型，自動分析出公安機關立案后超過30天未報捕、超過1年未起訴的案件。這相當于為蘇州檢察機關擴充了每天24小時不休息的“電子檢察員”監督隊伍。
 

如何運用大數據的方式，讓監督向常態化、規范化發展，是檢察機關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深圳市檢察機關研發偵查活動監督平臺，將平臺嵌入統一業務應用系統，設置監督節點，提供規范指引，讓干警在辦案流程中能動地監督。

“當時我們研發平臺的動因，是我們的辦案人員主觀上監督意識不強，監督能力有待提高，我們的監督工作沒有常態化。我們也想借助信息化的手段，來彌補我們這方面缺陷?！?深圳市檢察院訴訟監督事務處副處長方嘉凡說。

偵查活動監督平臺，將偵查活動監督與審查逮捕工作有機結合，監督向常態化、規范化發展。平臺通過設置監督節點，提供規范、精細的指引，讓干警在辦案流程中對辦案質量和司法辦案開展全過程監督，精準找出問題節點并進行動態分析，提出有針對性的監督意見。

偵查活動監督平臺具有個案監督和統計分析兩大功能。一方面，平臺將常見監督事項分解為25類111項。對每個監督項目，按照違法違規的嚴重性和發現的難易程度，賦予0.1至1分不等的分值，作為監督的指引，分值越高，違法違規嚴重程度越高。另一方面，平臺具有偵查活動監督查詢、百分比、預警、排名分析、趨勢分析、分析報告等六大功能，匯聚海量數據，全面提供每一個辦案單位的辦案質量分析報告和排名。

深圳市檢察院訴訟監督事務處副處長方嘉凡介紹，在辦案過程中，我們辦案人員只要簡單記錄每一個案件的偵查單位、偵查員、預審員的名字以及具體的偵查活動存在的問題，這些簡單數據的累加，大數據的手段，可以對他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

公安機關對平臺運行表示支持，逐步形成了“監督就是支持，監督就是幫助”的新理念。深圳市公安局法制處執法監督科朱剛對此評價說， 一個是監督力度得到了強化。二是發現和糾正問題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來講，促進了民警規范執法的養成。從效果上來講，最顯現的是案件量得到了提升，司法公正得到了保證。

最高人民檢察院偵監廳偵查活動監督處處長楊子洲介紹，2016年6月，高檢院決定在山西、上海、江蘇、福建等九個省開展偵查活動監督平臺的試點工作。試點工作開展以來，平穩順暢，目前解決了一些突出的問題，如廣東省一年以來，發現了5000多項辦案中存在的辦案質量、證據瑕疵等問題并且通知有關部門予以糾正
 

2016年7月26日上午，在北京首批計入員額檢察官憲法宣誓儀式主會場上,北京市院機關100多位入額檢察官參加宣誓。
在司法責任制改革的這一重要時刻的背后，有了2014年開始啟動的“檢立方”輔助決策平臺的大數據思維的支撐，改革的過程和結果，都變得比預期更加順利。

北京市院副檢察長高祥陽說，在運行了兩年以后，“檢立方”已經采集案件信息70余萬條，業務數據超過一億條，文書數據近500萬份，生成692項業務統計指標。從狹義的人員管理上來使用，可以形象的說，“檢立方”用各種行為標簽為每一個檢察人員建立了一個數據化的模型，如果需要，輸入一個人的名字，各種分值，各種變量都比一份簡歷更加形象化的勾勒出一個檢察人員的形象。

基于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的海量數據，北京檢察機關還運用大數據模型，從案件、績效、時間等多個維度，設置了122項評價指標，嘗試著對個體檢察官進行大數據畫像，獲得成功。

以北京市檢察院審查逮捕部員額檢察官評價體系為例:
從審查逮捕案件受理數、審結數、不批準逮捕數、不捕率等多方面監督每個院和每個檢察官，從地域維度可以分析各院不捕率的差異情況，發現2015年某院的不捕率明顯高于其他院；從時間維度分析海淀院近兩年中每個月的各項指標的趨勢，發現由于2015年6月的辦案情況導致今年不捕率偏高；從員額檢察官維度分析本院所有檢察官不捕率與本院平均不捕率之間的對比，發現某檢察官案件審結數和不捕數基本接近且不捕率高達91.7%，遠高于本院平均不捕率；針對檢察官個人辦案情況從時間維度分析，發現2015年6月的不捕率出現大幅增長，給檢察官及監督部門發出相應提醒，通過查看具體個案進而發現問題，實現智能內部監督。

最高人民檢察院政治部副主任肖卓介紹，目前，高檢院正依托電子檢務工程建設全國檢察隊伍管理信息系統。將利用信息化手段，實現干部考核方式由定性考核向定量考核轉變，由靜態考核向動態考核轉變，由單一考核向綜合考核轉變。

正在全面建設的檢察機關電子檢務工程，包括辦公、司法辦案、隊伍管理、檢務保障、決策支持、司法公開等六大平臺，六大平臺所產生和采集的數據將成為檢察大數據應用的最重要的來源之一。

在前不久的部署會議上，高檢院已經啟動計財大數據的設計，也就是說，在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完成全國部署之后，檢務保障信息系統是第二個全面上線的信息化大平臺。

最高人民檢察院計財局器材裝備處處長任安營說，全國檢察機關檢務保障信息系統，是電子檢務工程的六大平臺之一，經過近兩年多的研發，第一階段財務核算等四個功能模塊和門戶網站已經在全國各級檢察機關部署使用，隨著各類財務、資產、采購、裝備等數據的感知和采集，檢務保障部門的大數據也提上議事日程。

政法各部門的大數據應用方興未艾，我們處在同一起跑線上。

高檢院黨組審時度勢，多次研究檢察大數據戰略，為大數據應用布局謀篇。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積極開展大數據應用探索，江蘇的案管機器人，河北河南的涉案款物管理平臺、上海山東的輔助決策平臺，都成為檢察大數據的示范者引領者，大數據必將深刻改變檢察工作的模式！

曹建明檢察長指出，各級檢察機關要充分運用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手段，不斷提高執法效能和辦案水平，引領檢察工作現代化。
未來已來，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利用大數據技術破解我們檢察機關前進道路上的難題，探索的腳步才剛剛開始。讓大數據服務于我們檢察工作的“新常態”，檢察大數據戰略已然蓄勢待發，也必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的發展開啟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