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立法護航 打破“孤島”釋放大數據價值

在互聯網時代，如何讓數據釋放更多的價值，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如何構建大數據經濟體系、大數據如何服務社會等成為委員代表們的熱議話題。昨日，記者采訪了多位政協委員，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現狀

數據來源多樣缺乏共享，數據成孤島

全國政協委員張近東告訴記者，隨著“互聯網+”的深入推進，數據和人力、物力、貨幣、能源一樣，成為企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要素資源，以開發和利用數據資源為目的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迅速擴大著數字產業的規模。

但是目前，由于數據來源的多樣，政府和企業間各自擁有的數據資源缺乏整合與連通，信息孤島、數據壁壘現象仍然存在。導致數據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無法得到充分的挖掘利用，企業在數據信息獲取和使用上成本高昂。例如，僅小額信貸發放過程中的身份驗證環節，很多企業每年就要花費百萬級甚至千萬級的費用。

在另一個方面，因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落后，信息安全技術實力不強，法規監管盲區等問題，個人隱私泄漏事件頻發。且在法規方面，對借工作之便盜用販售他人信息的職務犯罪，嚴重程度界定不夠清晰，處罰力度不夠，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謝曉堯也認為，由于一些地方沒有意識到只有共享的數據資源才能釋放數據的價值，因此，不重視數據開放，一些數據富集部門將數據視作部門財富，不愿意開放，或者希望獲取更大的商業利益或主導權。

他表示，這從客觀上形成了行業垂直的信息化體系，在地方上形成了條塊分割的信息孤島，數據開放需要縱向層層審批，造成了信息在一個區域平臺共享的難度。同時，數據開放是一個新興事物，缺乏自上而下的法律法規、執行標準、開放標準，讓地方推進上無所適從。

應用

利用大數據人臉識別技術可“打拐”

那么大數據如何對人們的實際生活產生影響呢？全國政協委員李彥宏向記者表示，今年自己的提案之一，就是建議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幫助解決走失兒童問題、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

李彥宏說，近年來，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不斷完善，應用日趨成熟，有望進一步促進兒童走失案件的偵破。一方面，人臉識別能夠提升圖像偵查效率，盡早鎖定失蹤兒童或涉案人員。另一方面，人臉識別能夠實現海量人臉數據的跨年齡比對，幫助偵破兒童走失積案。

李彥宏表示，可能孩子是在很小的時候走失，他再進入公眾視線可能已經上小學了——比如辦學生證的時候需要拍照片，這種情況下通過人工智能的比對，就有可能比以前更加高效的幫助有關部門和家庭找到走失兒童。目前大數據在這方面已經比較成熟了，可以應用到公安機關等相關的部門。

同樣，大數據可以改變人們的出行。李彥宏說，交通擁堵已成為我國很多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問題，而我國交通信號燈系統在數據采集、算法優化等方面存在不足，無法充分發揮其在緩解交通壓力方面的作用。利用人工智能圖像識別、圖像分割等技術，則可以實現提升交通流數據采集能力，加強智能交通信號燈配時方案算法研究，做到信號燈優化配置，提升交通流暢度。

建議

頂層設計建國家層面大數據平臺

如何將大數據的這些效益發揮？多位政協委員均表示，需要自上而下形成數據體系。在李彥宏看來，就以利用大數據“打拐”來說，需要建立適用于搜尋走失兒童的人臉識別模型；建立覆蓋全國的走失兒童數據庫；將人臉識別技術與治安、交通監控系統相結合等。這就需要國務院辦公廳牽頭，協調公安部、民政部等重要組成單位，統籌企業和社會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謝曉堯認為，要充分實現大數據的價值，需要針對數據開放采取立法、建立標準、展開執行監督等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規范數據開放，另一方面形成數據開放的倒逼機制，推動各級政府及相關社會組織實施數據開放。

他建議，可以通過建立“城市數據資源管理中心”，運用PPP模式，以企業為建設和運營主體，將政府、社會的數據匯聚和管理，建立城市開放數據的統一管理平臺，為數據應用創造條件。

張近東也認為，需要建立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的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頂層設計，打破傳統的信息部門管理機制，建立國家層面的大數據平臺，為政府機構、企事業單位、公民提供數據服務，政府作為數據開放共享的主體，引導企業接入大數據平臺。

他建議，國家可以從制度層面，規范數據的采集、加工、流通和應用等全鏈條，保證數據的完整性、真實性、準確性；企業層面可以通過合作協議、激勵機制等方式，引導企業開放自身數據，實現信息共享的市場化。

張近東建議，當前最先需要解決的，是引導數據共享服務與公眾需求，可以在公眾迫切需要的領域進行嘗試，如銀行征信信息、交通信息、環境信息等數據，率先推進開放共享；探索建立信息資源社會化增值開放共享績效評價制度，鼓勵創業企業運用和開發數據產品，形成應用數據大眾創業的局面。

積極推進立法為數據共享安全護航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的安全是繞不開的話題。謝曉堯建議，應從頂層設計開始，建立數據開放立法推進委員會，盡快啟動數據開放立法，讓數據經濟建設有法可依。

張近東也表示，應該由國家相關部委牽頭，聯合互聯網技術供應商和互聯網服務企業，制定信息保護技術標準，同時通過強制培訓等方式，在企業中普及信息保護的技術知識；由國家標準相關部門制定完備的參考方案，并提供相應的管理流程，并通過工商等企業管理部門提出合規性要求，強制各類公司考慮控制IT風險在內的各種風險。

在具體企業監管時，可以對企業進行分級，根據不同企業等級，制定相應法規、管理條例，強制要求相應等級企業參照國家相應標準，采取符合其等級的技術和管理規范，并保證其在信息保護方面的經費投入與其信息數量、敏感度匹配；針對相應投入較大企業，可考慮以補貼、退稅等方式緩解企業壓力。

同時，他表示，因目前信息泄漏源頭環節相對廉價，每條僅為1元不到至10元不等，僅從涉案金額來看往往不高，且最高處罰僅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無法形成有效制約。因此，建議以信息泄漏及信息轉賣數量作為界定標準，提升處罰刑期上限，遏制整個信息泄露鏈條的關鍵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