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如何再造歷史研究

歷史學家該如何向公眾講述真理，該怎樣說服政府，該以什么樣的方式防止以扭曲、片面、狹窄的視角解讀歷史？

相比經濟學，歷史學在公眾議程、公共政策領域獲得的重視要低得多。但反過來，包括經濟學在內，各熱門學科往往也會以自己的方式切入歷史、使用歷史，來證明特定的論點。例如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就根據大蕭條至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經濟數據，分析指出經濟的持續發展將使得不平等現象自然消除。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發明出“公地悲劇”的概念，認為地球因面臨人口超載，將成為過度放牧的荒野牧場，最終導致巨大的生態和道德悲劇。而近年來，一些經濟學家、環境學家強調必須遏制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對于能源的粗放利用，理由是最近二三十年來新興市場國家更加突出地暴露出嚴重污染、浪費式消耗能源等問題。

用經過裁剪的歷史事實、數據來論證特定論點，這不叫做對于歷史的尊重。美國歷史學家、布朗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喬·古爾迪與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大衛·阿米蒂奇合著的《歷史學宣言》，對于當下一些學科、公共政策領域采用裁剪歷史、短時歷史（用區區十幾年至幾十年的歷史）的方式提出強烈質疑，強調應該對應采用長時段歷史、更加完整的歷史來防止輕率和武斷。

作者指出，當環境史學家加入生態、環境問題研究，借助長時段的土地和水資源使用史料數據，可以非常精確地反映歷史上各大洲何時何地曾出現惡劣的生態環境，是何原因，又是如何克服的……研究發現，人類社會并非第一次遭遇環境惡化，并因此催生出新的治理形式。而不同大洲許多地方歷史上也積累了應對生態和環境問題的有效經驗，相比經濟學界開出的簡單化的方案，對于應對和解決問題具有更強的適用性。同樣，要求新興市場國家為當前世界污染和能源問題承擔主要責任，也并不符合長時段的歷史事實。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投入到歷史學研究，更多的歷史數據還有助于破除經濟學等學科長期以來形成的理論迷信。書中指出，既有的自由市場觀念通常強調政府監管、對于利益集團征稅會妨礙經濟增長。但較長時段所累積的歷史數據，給出的判斷恰恰相反。

兩位作者希望歷史學家能夠更好地切入公共政策和公共議程，扭轉近一個世紀以來包括部分歷史學者、其他學科專家采用裁剪歷史、短時歷史來誤導決策者和公眾的局面，更為充分地發揮長時段歷史研究與闡釋的優勢。

《歷史學宣言》回顧了近現代歷史上，歷史學界長期形成的長時段歷史敘事方式，指出這種導向源自古希臘-古羅馬以及其他古代文明的史學傳統，帶有強烈的關注未來、道德訓誡意味，有助于增加現實政策的前瞻性。而20世紀后半期，以霍布斯鮑姆為代表的歷史學家，撰寫了大量長時段的歷史作品，鼓勵尊重多元文化、平民生存權利，并強調要警惕還原主義的敘事。長時段歷史敘事有助于避免各領域的專家、官員及公眾陷入對于某種政策的玫瑰化預期。比如人們通過歷史敘事更加明晰工業革命帶來的不僅有進步，還有“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幾代勞工，了解到技術和資本對于人的戕害十分顯著，使得人們更加注重社會的均衡發展，注重公共福利建設，而不是僅僅滿足于技術帶來的增長成果。

書中指出，20世紀后半期，隨著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議程中開始發揮前所未有的影響，史學研究開始“習慣在短期歷史的框架下尋找素材”，甚至主動從歷史角度尋找素材來解讀現實政策（的合理性）。而另一些歷史學家熱衷研究“微歷史”，即細小事件、小人物的歷史，不僅以此證明專家“諳熟史料”，而且還能寫得很有趣味性，討好大眾讀者和市場——這些歷史學家對于歷史的宏大敘述既無興趣，而且還竭力否認其價值所在。

21世紀復興歷史學、復興長時段歷史研究和敘事的有利條件在于——大數據的投入使用?！皞鹘y的（歷史）研究受制于未經數字化處理的文獻數量極大，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全面梳理”，最后只能變成概要化甚至錯誤化的研究。而今，“有了便利的工具，并能夠借此對大量的量化信息進行比對”，長時段歷史敘事的前景空前開闊。無論是全球通史、國家通史，還是專門的氣候史、貿易史、農業生產史、食物消費史等，歷史學家也好，其他領域的專家，以及公眾也好，都會受益于海量數據被重新投入歷史研究，更加清晰地揭示更為精確的歷史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