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熟、窺私，暗黑的大數據能否成就善良

大數據的熱浪，暗潮洶涌。如果現在向你提到「大數據」，大部分人大概都會像S君一樣，腦子里閃過一系列的“標志性事件”：竊取5000萬Facebook用戶數據的Cambridge Analytical公司，對陰謀論、假新聞和政治廣告的精準投喂；李彥宏“用隱私交換便捷性”的爭議論調，攜程用“大數據殺熟”對用戶進行逆向的價格歧視，信用評估的智慧平臺ZMAL將更多的有色人種擋在“有信用”的高墻之外的丑聞……

諸如此類，“看上去很美”的大數據反而創造出越來越多信息的垃圾食品，讓人上癮，更難以抗拒。在這個以假亂真、信息污染的世界里，我們不禁好奇，數字民主真的只是幻覺？

要是不在數據流中挖掘商機，也不在在黑箱里窺視隱私，大數據將會把我們帶向哪里？其實，除了精確瞄準買買買一族的那些“甜膩”的消費大數據，在全球范圍內，還有很多有道德重量的、“美美與共”的數字世界的探路者，其背后有溫度的巨量數據，更加值得我們關注。

一、照亮漂泊者：關于苦難的數據

人類學家Joel Robins在其經典文章「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超越受苦難主體：關于善的人類學》）中如是寫道：

“那些生活在痛苦和貧困之中，那些飽受暴力與壓迫折磨的苦難者，現在站在人類學的中央”。

這種直面社會生活殘酷，直面壓抑與絕望生命經驗的“黑暗人類學”主張（Ortner,2016），也逐漸成為重建數據倫理的重要內容。

它希望數據不是抽離的、冰冷的、佯裝價值中立的，而應該是直面黑暗，有切膚之痛的。數字可以照亮我們所“視而不見”的那些人——流離失所的城市流浪者、敘利亞的難民、無處為家的無國籍者……

2017年，《衛報》一項「Bussed Out: How America moves its homeless」的深度調查項目，將目光投向美國大城市中無名的流浪者。關注在美國版的“收容遣送”的城市計劃中，無家可歸者們顛沛流離的漂泊生活。

衛報用了18個月，爬梳了16個城市，超過20000名流浪者，34240次從此地到他地的被逐之旅。

這張圖是27歲的流浪漢Quinn Raber的足跡。他拿著舊金山市為他購買的單程車票，坐上灰狗巴士，穿行2275英里，來到陌生的印第安納波利斯。

舊金山作為無家可歸群體的大本營，從2005年開始實施一項“嫌貧愛富”的舊金山巴士計劃。它旨在通過為流浪者提供免費的單程巴士車這種廉價而有效的方式，來削減城市流浪群體的總量。

在過去12年的時間，這種“將問題運往別處”的冷酷治理術富有卓效。就像這張動態圖所呈現的一樣，一邊是10570位無家可歸者被灰色的巴士陸續運往他鄉，一邊越來越少的流浪者有機會進入到舊金山。

紐約這座城市則顯得更加的“勢利眼”，在《衛報》采集的34240次流浪者離途中，有將近50%來自紐約。而在接受無家可歸者的重鎮波多黎各，紐約輸送了2350名流浪者，比其他的美國城市要多得多。

可是，波多黎各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只有19606美元，遠不及紐約的60741美元，失業率更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這無疑將使流浪者生活雪上加霜。而且，在近九成的被驅逐之旅中，都重復了紐約這種從“富城”到“窮鄉”的糟糕方式。

對于這些城市的游民，我們或是視而不見，或是視為“問題”。不愿裝睡的《衛報》，將這幅完整的、命如草芥的流浪者們的數字足跡圖擺在我們面前。他們如螻蟻般，從一地驅離到另一地，無處為家。這些地圖上流動的點，是一個個灰暗的、苦悶的、飽受侮辱與歧視的生命境況，是我們道德與倫理上的刺，是他者生活的殘酷現實，也是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地去反思的價值問題。

而像衛報這種重建大數據的倫理與道德維度的，還有Sasaki的Understanding Homelessness（理解無家可歸者）公共行動，以及博爾扎諾自由大學的People’s Republic of Bolzano（用數字為被污名化的意大利華人社群發聲）項目，呈現敘利亞難民跨國流亡之路的Humanizing Syrian Refugee Visualization計劃，關注巴西無國籍者的Stateless in Brazil數字行動等等。

二、挖掘歷史真相：關于文本的數據

再來看谷歌的一款“黑科技”——Google Ngram Viewer。作為野心勃勃的谷歌圖書項目的重要分支，它囊括了1500年到2008年間5195769冊來自于世界各地的書籍，并通過OCR技術將其分解成5000億個獨立的語匯，造就一個史學家和語言學家們難以想象的、巨量無比的語料庫。

有學者認為：Google Ngram這樣的數字利器，可以幫助我們探尋印刻在語言與文字背后更大的歷史真相。

權力怪獸對自由與獨立思想的鉗制，在這個“黑科技”的照妖鏡下就露出了馬腳。下圖是猶太藝術家Marc Chagall在德文與英文書中的“亮相”詞頻：

1910年，30歲的他逐漸成為德國藝術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但隨著納粹勢力的甚囂塵上，Chagall開始成為不合時宜的“異類”，變成現代版“焚書坑儒”的替罪羔羊。1936-1944年納粹統治時期，他的名字被徹底抹去。但與此同時，他的盛名開始在英文國家里得到認可。

下面這張圖，則讓我們更系統地理解納粹勢力，如何像“權力的毛細血管”一樣，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與個人心靈里。1936-1944年間，納粹黨員的名字在公共舞臺的出現頻率飆升，可藝術家、文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詞頻則跌落至歷史谷底。

女性主義的研究，也可以在大數據的助力，煥發新的活力。我們可以在這兩張曲線圖中看到，女性主義（feminism/ Féminisme）從1968年開始，在法語與英語世界中日漸顯現，并在80年到90年代成為一股迅速飆升的解放力量。Women與Men這一對性別語匯之間的懸殊落差，也逐漸縮小。80年初，“women”在英文世界終于能頂半邊天了。

可是現代女性的平權之路，并非坦途，這注定一場永不停歇的抗爭。

這是Google Trends所制作的Me Too Rising專題，它統計了從2017年10月至今，世界各個國家“Me Too” 的動態搜索數據。我們發現：Me Too的浪潮從從北美向全球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而有幾個高頻搜索的城市，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印度的印多爾、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危地馬拉的首都。這也從側面反映了：Me Too運動有喚醒當地女性權利意識，激發其參與反抗男性霸權集體行動的巨大潛能。

從左至右分別對應： 印多爾、吉隆坡、危地馬拉

三、沖破壁壘之墻：關于共享的數據

大數據時代，各個數據王國“分封而治”。離散的數據，不是被密封在民族國家的保險柜里，就是藏在科技巨頭們的黑箱中。這種數字割據的狀態，常使我們在全球問題中陷入無能，無感的境地。

全球漁業就是最好的例證，各國的海洋捕魚數據長期以來是不透明的，不開放給公眾與研究者，數據標準雜亂不一。這不僅造成了過量獵殺、非法捕魚、奴隸勞工、海洋污染和漁業資源枯竭等嚴峻問題，而且使我們很難對全球商業捕魚有一個整體性的洞察與監測。

2014年，Google, Skytruth和Oceana共同創建非營利組織Global Fishing Watch。它構建了一個沖破信息藩籬的，透明公開的大數據平臺（正如其核心所述Sustainability through Transparency），我們可以實時追蹤商業捕魚船舶的全球足跡，監測非法海洋捕撈的活動，觀察全球海上轉運船只的動態。

在2012-2016年，它利用衛星監測和谷歌的機器學習工具，共處理了220億個船舶自動識別的信息，跟蹤了7萬余艘商業捕魚船舶，共計4000萬小時，200億千瓦時能耗的漁業活動。

它追蹤了世界各地的漁船4.6億公里的海上活動足跡，這相當于往返月球600次。這個全球共享的數據庫，在為地理學家、海洋學家和氣象學家們提供了研究的利器的同時，也不斷探尋與各個國家之間的數據共享和集體行動（如印度尼西亞，秘魯將其船舶監測系統的國家數據（VMS）納入其中）。

不得不說，Global Fishing Watch是數字王國里的“異教徒”，是數字封建割據時代偉大的世界主義先鋒。

這張是全球漁船轉運的熱點圖。監測海上轉運船舶的動態信息非常重要，因為在商業捕魚活動中，海上中轉長期處于監管的真空地帶，這使得非法捕撈、強迫勞動、毒品走私和遠洋漁船上侵犯人權行為有了可乘之機。

這張圖來自于2016年榮獲普利策公共服務獎的Seafood from Slaves，這是一艘穿梭于泰國和巴布新幾內亞之間的漁船，而這支遠洋漁船藏著血汗勞工的惡行。美聯社在收集這些遠洋捕撈漁船上慘無人道的罪證時，充分借助了大數據與新科技的力量。

遙感與數字地圖公司通過AIS信號確定了這艘船舶的海上活動軌跡，太空影像服務商則透過衛星捕捉到這艘漁船海上轉運的高分辨圖像，其長期深藏不露的海上罪行，現了原形。

今天的文章，我們主要羅列了三種應用大數據的案例，在這些巨量的數據背后，可能沒有所謂消費行為和用戶分析，但卻有演變歷史的真相和直面苦難的真實；可能沒有辦法謀求商業模式，但卻可以做到高效的犯罪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