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大數據”大有可為

據新華社報道，鄧州市穰東鎮穰西社區居民巴光奇，在深圳打工20多年，回到村里第二天就直接跑到鄧州市辦退休手續，轉了一大圈才發現在村部就能辦理。原來，鄧州建立了“農村大數據”，在每個鄉村都設立了信息服務站，并配備專職信息員，信息服務站與全市行政單位聯網，村民不出村就能把事辦好。

近年來，由于村一級組織缺少辦事審批權，農民與村組織間的互動性大大減弱，鄉村“懸空”問題越來越突出，一些基層地區甚至出現村民不找干部、干部不找村民的“兩不找”現象。面對這一鄉村治理難題，鄧州探索出的“大數據進村，縣級審批‘村里辦’”的基層治理創新模式，值得各地借鑒推廣。

鄧州市政府部門的創新之處和治理手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敢為。從2016年起，鄧州探索下放辦事權改革，將過去市直單位的審批權力下放到村一級組織，賦予村級以縣級的辦事權，改革刀刃向內，手里的權力沒有攥著不放，這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氣，更是治理者的智慧之舉。二是善為。通過建立“農村大數據”，搭建基層治理新平臺，打破縣級與村級上下信息壁壘，讓群眾真正實現辦事不出村，這是一種探索創新，也是治理能力的體現。三是愿為。鄧州建立的“農村大數據”，歸根結底是為了降低群眾辦事成本，提高政府辦事效率，這體現的是一種數據觀念，更彰顯著一種為民情懷。

鄧州創新農村治理體系的做法，給人帶來深刻啟示：“農村大數據”創新應用大有可為。以往，提起大數據平臺，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城市治理和智慧生活。其實，大數據在農業農村發展中應用潛力同樣巨大。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鄉村和城市的界限日趨模糊，農民的辦事需求更加多元化。而農村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和寬帶的普及，為利用大數據來撬動農村治理方式改革、改善農民生活創造了有利條件。

    讓農民辦事不出村，共享大數據紅利，要求政府部門把權力下放到基層，把力量下沉到網格，把資源整合到終端，打造“線上線下結合、前臺后臺打通、縱向橫向聯動”的村民服務平臺，這是新形勢下推進服務型基層組織建設的有效路徑，也是夯實基層堡壘拉近干群關系的一項重大舉措。當然，“農村大數據”所帶來的變革遠不止政務服務，它還可以廣泛應用于更多“三農”領域。我們不妨試想下這些場景：通過電視、手機等終端，農民可以在家實時查看莊稼長勢；通過農產品市場信息系統，供求信息自動對接；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每項收入錄入網絡，超過貧困線自動銷號，低于貧困線，自動預警……這些有的已經成為現實，嵌入群眾生產生活，有的正在成為現實，誰能搶占“農業大數據”這片藍海的先機，誰就能牢牢把握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