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中的思維與社會變革要求

近年來，“大數據”一詞迅速流行起來，它不僅出現在各種媒體的顯赫位置，也成了學術研究的對象，甚至引發出一些思想靈感?？梢哉f，大數據已經成了一個婦孺皆知的流行詞，甚至被許多人所濫用，一些人只要是在談論與信息、數據或數字相關的話題，就會冠以大數據的名號。從歷史上看，一個熱詞的流行往往預示著一門科學的出現，甚至會預示著一個社會領域的出現，然而，在此過程中，那個詞的原義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甚至其原本具有的內涵會全部流失?！按髷祿币辉~原本是用來表示個別領域(如氣象學和基因學等)里的數據量超過了現有技術的處理能力的概念，如今則被運用到了幾乎所有的領域。我們應該看到，在一段時期內，在大數據視角和觀念的確立過程中，對其加以夸大或作出過高評價也是難以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迫切需要理清大數據是否代表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它能否呼喚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或者能否徹底改變我們的社會？

　　我們認為，大數據引發社會變革是必然的，但社會變革的方向卻是不確定的，或者說存在著多種可能。從當前的情況看，大數據依然屬于工具的范疇，可以被應用于公共事業，為公眾謀福祉;也可以服務于私人利益的謀劃，或在“幫助”“援助”的名義下獲取私人利益的更大化。更為重要的是，對于我們社會所擁有的中心—邊緣結構而言，大數據并不能使之改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大數據正是生成于中心—邊緣結構之中的。不僅如此，大數據概念的傳播也同樣遵循著中心—邊緣結構?！按髷祿币辉~首先是在中心國得到追捧并流行起來的，然后才傳播到了邊緣國。但是，邊緣國的人們一接觸到這個概念，就表現出了比中心國更加強烈的熱情，他們紛紛要求自己的國家也努力在這場有關新技術的競爭中搶占先機。也許是邊緣國的人們在大數據的圖景中看到了某種可以超越中心國的機遇，所以把趕超中心國的希望也押在了大數據上。另一方面，中心國發現通過政治和軍事的手段去干涉邊緣國的事務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貿易保護主義也經常性地與邊緣國的民族情感混雜在一起，利用大數據去敲開邊緣國的國門卻顯得更加容易，所以，中心國也樂意看到邊緣國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對大數據的狂熱。

　　一、作為信息技術發展結果的大數據

　　2008年9月4日，《自然》(Nature)雜志刊出了一期以“Big Data”為題的專輯，邀請一些專家就大數據，大數據帶來的挑戰以及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這通常被認為是“大數據”一詞得以流行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①。由此開始，關于大數據的討論不斷升溫。2012年，月29日，奧巴馬政府投資超過2億美元啟動所謂的“大數據研究與發展計劃”(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致力于發展大數據處理所必需的工具和技能，以提高政府獲取、組織大規模數據并從中獲得知識的能力，這也成了公共部門關注大數據的典型案例。麥塔集團(META Group)分析員道格·萊尼(Doug Laney)在一篇研究報告中提出了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大數據的“3V特征”，分別是：其一，反映了大數據數量級巨大的規模屬性(Volume);其二，表示大數據包含數字、文本數據、位置信息、傳感器數據、圖片和視頻等多種類型在內的多樣性(Variety);其三，體現大數據產生和增長速度的高速性(Velocity)[1]。在此基礎上，一些研究者又補充了第四個“V”，從而有了四“V”，即價值(Value)、變動性(Variability)、脆弱性(Vulnerability)、真實性(Veracity)等。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者還認為大數據應當包括復雜性、交互性、共享性、開放性等。

　　總體看來，正如普施曼(Cornelius Puschmann)和伯吉斯(Jean Burgess)在詞源學的意義上考察大數據概念時所指出的那樣，“大數據(big data)一詞顯然是從商業世界中走出來的。這一早期關于商業數據處理技術的詞匯所反映的是這樣的需求：尋求新的工具以幫助企業更快地傳送搜索數據或以更低廉的成本存儲更大量的客戶數據，但在此后，這個詞語的意思卻發生了轉變，它的核心變為了分析的目的——尤其為了預測建?！褂檬占降男畔ⅰ盵2]。也就是說，“大數據”一詞不再僅僅表示一些領域或組織的數據規模超出了現有的存儲和計算能力，而是承載了比這一困境本身更多的內容和目的，那就是去關注大規模數據在被獲取、存儲和分析之后所能帶來的結果。簡言之，大數據的所指隨著這個詞語的流行而從一種難題或現象轉變為一個基于某種目的(例如降低成本、增加收益、預測未來等)的工具、資源或策略。當越來越多的人把談論大數據作為時尚時，也就開始從各個方面持續不斷地去賦予這個詞語以新意，從而使大數據有了作為一種革命性的工具甚至是某種革命性的思維的內涵②。

　　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和肯尼思·庫克耶(Kenneth Cukier)在《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一書中就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把大數據看作是社會革命和思維革命的標志。根據這兩位作者的看法，大數據帶來了“一場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他們用了“更多”、“更雜”、“更好”三個詞來標識大數據所引發的變革：“更多：不是隨機樣本，而是全體數據”，“更雜：不是精確性，而是混雜性”，“更好：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相關關系”。概括地說，兩位作者認為：首先，我們要分析和處理的是更大量、更完整的數據，而不是少量數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再依靠隨機樣本，而是需要通過分析全部數據來獲取知識。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不斷更新的技術讓我們有能力去儲存、分析和共享大規模的數據，而且也正是得益于新技術，可以讓我們隨時隨地地測量和收集大量和復雜的數據信息。其次，由于我們面對的是混雜的全樣本數據，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適度放棄對精確性的追求，而應把注意力轉向對事物發展的大體方向的把握。也就是說，人類無需像過去那樣苛求小樣本數據的準確性和精確性，而是需要從宏觀視角中根據全部數據去了解事物的全貌。最后，人類不必再煞費苦心地追尋事物發展背后的深層原因，即應該放棄對因果關系的追求，而轉向通過分析大數據的全貌來把握相關性，因為大數據能夠為我們提供足夠的相關性，足以幫助我們去把握事物的發展趨勢，并實現對未來的預測?？傊?，“大數據時代對我們的生活，以及與世界交流的方式都提出了挑戰。最驚人的是，社會需要放棄它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而僅需關注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只需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為什么。這就推翻了自古以來的慣例，而我們做決定和理解現實的最基本方式也將受到挑戰”[3]9。

　　在一個大數據概念不斷升溫的時代，《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一書的出版恰逢其時，很快就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得到了大范圍的傳播。就這本書而言，它確實有著新的立意，雖然許多判斷因為缺乏必要的證明而顯得過于武斷，但基于大數據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所進行的新的解讀則反映出了作者的創新勇氣。不僅是它的社會意義，即便是從學術的角度看，這本書也是具有一定價值的。因為，作者在這本書中表現出了為大數據概念得以成立去尋找現實依據的努力，也敏感地捕捉到了許多新的社會現象，而且也試圖去分析現實中一切由大數據所引發的新變動。至少，這本書對“大數據”一詞的流行——尤其是向其他國家的擴散——是作出了貢獻的。在迅速涌現的談論大數據論題的文獻中，這本書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于，它不是把大數據僅僅理解為數據規模大、數據種類復雜和數據增長速度快超出了現有技術的應對能力，而是努力從這些表面現象中解讀出思維方式的變革，認為大數據包含著思維上的革命性力量，因為“大數據是人們獲得新的認識，創造新的價值的源泉。大數據還是改變市場、組織機構，以及政府與公民關系的方法?！盵3]9

　　一些中國學者也認為，“在大數據時代，人類第一次從技術上實現了話語權的平等。由于這一革命性的跨越，以往被限制、曲解和埋沒的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認識突然迸發出來，排山倒海，勢不可擋。從博客和微博的相繼出現與并行存在，可以看到大數據時代，它是信息產生和傳播的一個重要途徑，從信息產生，到新聞、報道、輿論等等文化現象的形成，涵蓋了知識和文化形成的全過程”[4]131。這雖然是對一個時代的描述，似乎與大數據這一工具的出現并無直接關聯，但作者是把這個時代命名為“大數據時代”的，不管是否偷換了概念，都洋溢著對大數據的熱情。2012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在一篇題為《大數據，大影響：國際發展的新可能》的報告中為大數據描繪了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報告指出，由于移動設備每天都能夠收集到大規模的數據，而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又占有著大量的移動設備，這就要求我們通過對這些數據的分析去了解他們的需求，并在此基礎上為他們制定更好的政策?！斑@些由手機傳送來的數據大有用途，這是因為，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說，手機是他們唯一的聯絡工具，同時也是因為，我們能輕松地將手機產生的數據鏈接到個體。這些數據可以為我們描繪出個體使用者的需求和行為圖景……就可以為那些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提供健康、教育、金融和農業等方面的更好的服務。同時，利用這些手機產生的數據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那些弱勢人群，讓政府對新情況的出現有更快的反應?！盵5]

　　其實，大數據是在后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現象，也是信息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看到，工業社會無論是在生產還是生活領域中，都有著強烈的標準化追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標準化是工業社會的最基本特征。而在標準化追求背后則隱含著數字化，因為，一切可以標準化的都必須得到數字的支持，而一切能夠數字化的都能達到標準化的要求，或者說，標準化離不開數字化，標準化是數字化的表象，而數字化則是標準化的內容。但是，在工業社會后期又呈現出了一種新的景象，那就是數字化不再從屬于標準化，不再亦步亦趨地緊隨標準化的腳步，而是走上了獨自發展的道路，甚至開辟出了逆標準化的道路，那就是為社會的個性化提供了準備?？傊?，在社會的標準化止步的地方，數字化并未停歇下來，反而加快了前進的步伐。所以，在20世紀后期也有許多學者用“數字時代”一詞來描繪這個社會。也就是說，人們試圖用數字來標識社會生活中的一切，希望把各種社會構成要素都還原為數字。也許正是這一點促進了信息技術的發展，把人類引入了所謂的“信息社會”，并在新世紀把大數據呈現到了我們面前。

　　自20世紀后期開始，人類進入了后工業化進程，一方面，我們已經習慣于用數字去標識一切可以標識的事物，并發展出了諸多數字技術;另一方面，社會卻呈現出了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特征，在應用數字去標識事物時使得數據每日每時都呈幾何級數增長，這就要求人類不斷刷新數字技術，而人類卻又總是感受到數字技術的發展滯后于數據的生產量。所以，“大數據”一詞開始流行了起來，這反映了人們面對數據的增長和數字技術的滯后而感受到的無奈，其實也包含著人們要求根據大數據去重新建構思維方式、生活模式和社會行動模式的追求。至少，大數據代表了一個新的概念或提法，已經成了一個盡人皆知的流行語。不過，也正因為它是一個流行語，我們更應當謹慎地審視它，以求正確地評估它以及它所帶來的和可能帶來的影響，并將大數據的應用納入到科學的規范之中。鮑曼曾經指出：“一切流行之詞往往都具有相同的命運：它們試圖透明化的經歷越多，他們本身就會越晦澀難解。它們所排擠和取代的正統真理越眾，他們就會越快地轉化成不容置疑的標準?！盵6]這也同樣適用于對“大數據”一詞的審視。我們已經進入了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承認差異和包容個性正在成為這個時代的共識。在這種條件下，“大數據”一詞是不應與某種話語霸權聯系在一起的，既不應被用于加固既有的中心—邊緣結構，也不應沿著抹平差異和排斥個性的方向去尋求建構路徑，更不應被用于擴大任何意義上的數字鴻溝。

　　二、大數據是否帶來了思維變革

　　“半個世紀以來，隨著計算機技術全面融入社會生活，信息爆炸已經積累到了一個開始引發變革的程度。它不僅使世界充斥著比以往更多的信息，而且其增長速度也在加快。信息總量的變化還導致了信息形態的變化—一量變引起了質變?！盵3]8大數據的確是在這種變化中出現的，也可以認為大數據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工業社會數百年的積累而進入了質變的過程。但是，大數據的出現是否像舍恩伯格等人所認為的那樣代表了一種新的革命性思維，卻是一個尚待觀察的問題，或者說，它取決于我們對它的建構。在《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中，舍恩伯格等人專門探討了“大數據時代的思維變革”，認為大數據反映了一種新的思維，而且它正在“開啟重大的時代轉型”。果真如此的話，似乎我們就只需等待著去收獲大數據這一變革的成果了，而不是去自覺地根據人類的基本價值實現的需要去加以建構了。其實，正像大數據賴以生成的源頭——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樣，大數據依然是社會生活的工具，它是可以被用于提高人的福祉的，但同時，它也可以被用于反人類的行動。如果是這樣，就其殺傷力而言，我們甚至可將其與業已存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類比。

　　從目前人們認識和研究大數據的視角和觀點來看，其中所包含的和反映的基本上仍然是在工業社會歷史階段中形成的線性思維。就大數據是一種工具而言，它雖然包含著某些突破線性思維的內涵，但思維方式的變革并不是大數據本身所能完成的，而且，也并不意味著人們必然會通過大數據和借助于大數據而實現思維方式的變革?，F實情況是，人們正是在工業社會的一種延伸的意義上去解讀大數據的，既沒有像舍恩伯格等人所斷言的那樣帶來了思維方式的變革，也沒有根據大數據的要求去對我們社會的基本結構進行反思，更不用說有著打破既有的社會基本結構的自覺行動了。無論是在一國內部還是在國際社會中，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都是一個具有基礎性意義的中心—邊緣結構，如果說大數據能夠引發思維方式的變革的話，顯然會最終指向這一中心—邊緣結構，會使大數據成為打破中心—邊緣結構的利器。但是，在人們缺乏自覺性的情況下，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如果大數據被一些人用于維護中心—邊緣結構的話，那么，大數據就極有可能在未來成為被逐漸消解掉的一種暫時出現的社會現象。

　　上述可見，舍恩伯格等人概括出了大數據的三大特征，即“全體數據”、“混雜性”和“相關性”。從作出這種概括的出發點來看，顯然是站在效率追求的視角中所看到的表象，而且，所概括出的這三大特征也明顯包含著要求控制的目的，甚至我們看到，控制的動機是非常強烈的。我們說，人類自20世紀后期起逐漸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特征，大數據也是產生于這一歷史背景下的。表面看來，舍恩伯格等人筆下的大數據是承認社會的復雜性的，但是，我們在仔細觀察中卻發現，他們對大數據的研究是出于謀求相關性的目的，在實質上則是為了逃避復雜性，而不是應對復雜性?？梢哉f，舍恩伯格等人所表達的其實依然是工業社會所具有的那種深植于人的思維之中的典型的“化簡”追求?？茖W研究已經證明，在工業社會的歷史階段中，思維和行動遵循著兩個最為基本的原則，那就是“化簡原則”和“以不變應萬變原則”。在工業社會的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條件下，面對復雜性的化簡和面對不確定性的以不變應萬變都是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別是得到了日益進步的科學技術的支持，依據這兩項原則而開展的思維和實踐活動基本上都是成功的，或者說，取得了令人驚嘆的工業文明成就。然而，當人類社會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特征后，上述兩項原則都無法再在思維和實踐活動中顯示其優勢了，相反，卻束縛了我們的思維和行動。舍恩伯格等人并未能擔負起思維變革的任務，甚至可以說，他們并不知道思維變革應該在何種意義上和在哪個層面上展開，也不知道思維變革所要達到的目標是什么。

　　根據舍恩伯格等人的看法，只要我們從大規模數據中找到兩個事物之間的相關性，并能夠從這種關于相關性的知識中獲益，就實現了對大數據的駕馭和利用，至于其余的問題都不再需要考慮。也就是說，人類無需再像現代科學那樣去追求精確性。對此，他們是這樣描述的：“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接受這些紛繁的數據并從中受益，而不是以高昂的代價消除所有的不確定性……擁有更大數據量所能帶來的商業利益遠遠超過增加一點精確性，所以通常我們不會再花大力氣去提升數據的精確性?！盵3]55-56這無疑是說，對于社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都可以置之不顧，只要在大數據中找到了相關性，并能夠從中獲得實際利益，就達到了數據處理的目的。這樣一來，不僅科學的態度是多余的，而且是否有益于人類社會整體利益的問題也是無需考慮的了，只要找到有效的相關性，就可以使成本降低并使效益提升?？傊?，實用原則是面對大數據的最高原則。如果這就是大數據思維的核心特征的話，那么，所謂大數據思維豈不是與一切專注于眼前利益的鼠目寸光的人的感性思維一樣？就此而言，舍恩伯格等人所說的思維變革和大數據思維甚至沒有達到現代理性思維的科學水平，而是反映出了一種淺薄的實用主義利益觀，它遵循了工業社會思維和實踐的化簡原則，但是，卻退回到了閉目無視社會復雜性的地步，以為這樣就可以使一切都變得無比簡單了。

　　為了強調大數據的全樣本(即總體數據)分析，舍恩伯格等人對傳統的隨機樣本分析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傳統的隨機樣本的做法是在人類無法獲取和分析大數據的情況下而采取的權宜之計。也就是說，在大數據出現之前，人們無法獲得大規模數據，也沒有能力有效地分析大規模數據，因此，才退而求其次地選擇了隨機樣本分析。大數據時代的人們具備了獲取和分析全體數據的能力，也就不應再守著隨機樣本分析的老辦法。這可以說是面對大數據而提出的一個建設性的意見。我們應當看到，隨機樣本分析在人類社會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時候確實變得很不可靠，但是，大數據所謂的“全數據模式”是否可靠，依然是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其一，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無論人們有著多么先進和高超的大數據處理能力，即使我們確實收集了所有數據并用技術對其進行分析，人類事實上也只能把握點與點之間的相關性，或者把握局部的相關性。如果打算從中發現一般和普遍的話，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們自認為從所謂的全數據分析中獲得了普遍規律和趨勢，那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其二，就大數據是大規模數據而言，并不會停留在某個既定的狀態中，而是處在不斷增長中的，盡管人們處理數據的技術和能力在迅速提高，但與大規模數據的增長相比，總是滯后的，這就決定了全數據分析也總是落后于現實的?？梢?，當我們把大數據與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聯系在一起思考的時候，思維方式的變革并不是舍恩伯格等人所宣稱的那些大數據的表象特征，而是需要我們基于大數據去進行研究的。也就是說，思維變革尚未發生，而是需要我們自覺地去探索和尋找出路。

　　在關于大數據的研究中，我們感受到一種非常固執的控制導向，其中，最為典型的表現就是研究者和實踐者所表現出的強烈的“預測”渴望。舍恩伯格等人認為，“大數據的核心就是預測”。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看法，許多涉及大數據的作品中都包含著這樣一種追求，甚至有些著作不厭其煩地向我們展示大數據的某些科幻版本，努力讓我們相信大數據及其相關技術可以讓我們實現對未來的全景預測。從歷史上看，在每一次歷史轉型的時刻，都會涌現出一批空想主義者，為我們提供一些關于未來的詩意描繪。其實，很多觀點都是在已經落后于時代的情景和思維中創造出來的。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刻，空想社會主義所提供的往往是經他們改造后的農業社會理想版本，并讓人感到那是一些比工業社會更美好的樂園。同樣，當我們正處在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刻，受到空想主義的糾纏也是難以避免的。就大數據是在后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新生事物而言，是在整個工業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所沒有遇到的?？墒?，工業社會的人們長期以來一直有著強烈的要求預測未來的沖動，而且他們相信有了科學而不是算命先生的相術，是能夠實現對未來的科學預測的。正是由于這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式，當大數據出現后，再一次激發出了人們預測未來的熱情，再一次讓人們看到了讓幻想成為現實的曙光。舍恩伯格等人在《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一書中講述了許多關于預測的故事，諸如預測機票價格的變動趨勢、預測流感的爆發與傳播、預測個人的支付能力和消費行為、預測人體和其他系統的異常情況等等。不過，舍恩伯格等人又一再強調，這種預測只是要了解趨勢，是為了獲得采取行動的依據，至于趨勢背后的原因以及基于趨勢所做的預測是否可靠，都無需知道，而且也很難知道?！斑@個預測系統并不能說明原因，只能推測會發生什么。也就是說，它不知道是哪些因素導致了機票價格的波動……這個系統只知道利用其他航班的數據來預測未來機票價格的走勢?！I還是不買，這是一個問題’”[3]6，這不恰恰是工業社會商業世界運行的邏輯嗎？即只關注形式而不求知曉形式背后的原因。

　　總的說來，舍恩伯格等人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所反映出來的依然是一種線性思維。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大數據是與我們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聯系在一起的，而是在尋求確定性的基本思路中去思考應對大數據挑戰的措施。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在工業社會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只要認識和把握了事物間的相關性和因果聯系就能夠找到應對措施。但是，這種做法無法滿足也不可能滿足后工業社會的現實。在信息技術大大壓縮了時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時間維度剔除了的情況下，舍恩伯格等人用相關性否定因果關系，緊緊抓住相關性不放，并以為這樣就能夠讓復雜和不確定的世界顯得簡單而確定，這顯然是一種過于簡單也過于天真的想法?；谶@種簡單的和天真的想法，如何能夠提供切實可行的大數據應對方案，更不用說去預測未來了，即便是根源于近代以來固有的控制追求，也會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不過，舍恩伯格等人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是一部有著最為廣泛影響的涉及大數據問題的著作，它的廣泛傳播也說明：其一，它敏感地反映了大數據這一時代課題;其二，它迎合了我們這個時代中人的線性思維習慣。也就是說，盡管網絡已經成為我們生產、生活和交往的基礎性平臺，但我們還沒有學會網絡思維;盡管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條件下人類需要的是去謀求人的共生共在的出路，但我們還斤斤計較于個人的利益得失;盡管人類需要用合作行動去應對一切挑戰，而我們卻更樂意于通過競爭或斗爭的方式去開展社會活動，而且，所有這些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要求的做法又都得到了制度性設置的鼓勵，甚至我們早已因為習慣了這些制度性設置而忘記了所有其他的可能，就像我們已經不知道如果不通過競選的方式如何能夠產生一位總統。所以，在今天，“大數據”一詞所包含的更多內容還是用來維護或者去改善工業社會中所生成的一切，用來為個人的以及小群體的利益服務，甚至用來實現對社會更為嚴苛的控制。既然如此，又如何判斷大數據帶來了思維方式的變革呢？

　　總之，舍恩伯格等人所許諾的大數據思維并不是什么新思維，它賴以立基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控制導向、利益導向、技術主義等都表明他們所描述的僅僅是工業社會線性思維的一種延伸。當然，我們承認人類進入了一個包含大數據的時代，但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數據處理和數據分析能力的不斷刷新，更不應從這里錯誤地解讀出思維方式的變革。因為，如果我們滿足于此的話，就可能在我們面前伸展出一幅極其慘烈的競爭甚至斗爭畫面。也就是說，在工業社會線性思維的邏輯下去認識和理解大數據，必然會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層面催生出新一輪的競爭浪潮，不僅國家之間、群體之間而且個人之間都會去搶奪大數據這一新發現的寶藏。如果說爭奪領土進而劃分勢力范圍的大規模戰爭在今天已經結束或被認為過時了，那么互聯網所塑造的虛擬世界就會因為這種思維方式而成為各個國家競相逐鹿的另一個競技場?！叭缃?，數據已經成為了一種商業資本，一項重要的經濟投入，可以創造新的經濟利益?！盵3]8“大數據，將成為全世界下一個創新、競爭和生產率提高的前沿。搶占這個前沿，無異于搶占下一個時代的‘石油’和‘金礦’?！盵7]58既然大數據預示著商業利益，是在對商業利益的追逐中興起的一種工具，就必然會引發對這一新事物的狂熱追求。

　　托馬斯·達文波特(Thomas H.Davenport)曾表示，數據分析能力是當代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公司有著充足的理由去追求數據分析的戰略……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競爭加劇了這種需要。那些在產品成本方面無法戰勝其印度或中國對手的西方公司，可以通過優化商業過程來重占上風?！盵8]我們知道，我們擁有的是一個具有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在這個體系中，民族國家是劃分成中心國和邊緣國的，中心國本來就憑借著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控制著這個世界，并通過控制而實施著對邊緣國的剝削、壓迫?，F在，中心國從大數據中看到了新的控制和支配工具，可以通過率先占領這一新興技術去塑造自己相對于邊緣國的新優勢。這樣一來，基于利益謀劃的大數據及其所帶來的行動只會成為那些占得先機者賺取巨額利潤的工具，在中心—邊緣結構中，就是剝削邊緣國的工具。事實已經如此，由于中心國已經在工業化道路上取得了豐碩成果，他們就擁有再次搶占先機的優勢，當他們率先占據了大數據的中心位置，那么，作為一種新技術，大數據的擴散就會遵從中心—邊緣結構中的技術壟斷和擴散模式?！按髷祿且淮渭夹g革新，技術革新的擴散從來都不是迅即和統一的……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經濟資源供給和制度框架等方面的匱乏和不利因素，大數據——像此前所有的技術革新一樣——將經歷一個緩慢而不平等的擴散過程?！盵9]在這種中心—邊緣結構的擴散模式下，其他國家依舊是作為邊緣存在的，大數據只是在他們的邊緣狀態上又增添了一個新的面相。也許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中心國才會努力把持大數據的高地，并通過技術轉讓等方式而繼續實施對邊緣國的控制和支配。面對這一狀況，我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工業社會的思維方式沒有被改變，如果我們從根本上意識到大數據這一人類社會的新事物需要有著相應的思維方式與之相伴隨，那么，自覺地謀求思維方式變革的運動就不會在對大數據的直接觀察中進行，更不應聲稱大數據已經引發了思維方式的變革，而是需要在后工業化的場景中去思考思維方式的變革問題。

　　三、大數據能否改變社會的基本結構

　　我們正走進包含著大數據的時代，大數據已經開始影響我們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然而，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真正的大數據思維尚未建立，面對大數據，人們依然擁有和應用著在工業社會歷史階段中所形成的線性思維，努力去消解大數據所包含的社會變革要求，甚至試圖將其應用于鞏固工業社會的基本結構——中心—邊緣結構。應當說，人們已經意識到了大數據對社會造成的沖擊，也在積極地通過大數據去對社會生活作出一些新的安排，但從總體上看，人們仍然是在工業社會的思維習慣中理解大數據，還僅僅是把大數據理解成一種機遇，利用大數據去開展競爭和謀取更多的利益。這樣的話，就必然會引發人類社會長期存在著的不平等和非正義的加劇。我們知道，在農業社會，人類的一切不平等和非正義都是根源于它的等級結構，而在工業社會中，不平等和非正義則是根源于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F在，大數據的出現是與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后工業化聯系在一起的，或者說，大數據是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標志之一，是全球化、后工業化用以展現這個偉大歷史進程的途徑之一，它是包含著思維方式和社會變革的要求的。當然，大數據畢竟只是一種新工具，作為工具，它既可以成為引發社會變革的因素，也可以被用來去鞏固既存的現實。從當前的情況看，在人們面對大數據的一切熱情背后，所包含著的是因為有了新的手段去實現工業社會長期力所不及的控制而爆發的欣喜，人們努力通過大數據去達成謀利的、有效協作的、加強社會控制的和獲取一切競爭優勢的等等目的。這樣下去，也就必然會導向對既有的社會基本結構的強化。

　　就當前的情況來看，大數據之所以產生，更新數據處理技術的要求之所以被提出，其直接原因是無處不在的各種傳感器、記錄儀或監測系統，它們隨時隨地記錄、存儲和上傳各種類型的數據，這些數據最終匯總起來就構成了一個大數據，而且對這些大數據的分析是能夠有著明顯收獲的。在擴大的意義上，每個人都是數據和信息的提供者，都隨時隨地地生產數據，因而在整體上匯聚成了大數據。正是在此意義上，大數據的研究者認為，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自由和信息平等流動的時代，每個人都是信息的提供者，同時也在數據的生成中獲益。這確實是我們當前在信息流中所看到的情況。不過，這種信息流的生成有時是人們主動提供和自覺生產的，而有時則是無意識地生產出來或不自覺提供的，即便是一些自覺生產的信息也存在著不自愿提供的情況，而更多的情況是，通過信息搜集和信息處理所獲得的信息，往往是人們不情愿提供的，甚至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竊取的信息，有時卻是眼睜睜地看著被強掠了的信息。另一方面，這些被匯集起來的信息往往被有著信息收集和分析技術的強大組織所掌握和利用，事實上則成了他們謀取利益的手段。在大數據的語境下，每個信息提供者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即為大數據的效益作出了貢獻，但是，大數據的效益卻被少數人所收獲和占有。從個人的角度去看，貢獻者是應當得到與其貢獻相應的那部分收益的，但事實卻是，信息提供者并未從中受益，更不用說大數據能夠滿足社會的普惠預期了。

　　如果說大數據意味著一個時代的開啟，是社會變革的引信或動力，那么，大數據的運行就不應是耽于工業社會模式中的，也不應從屬于工業社會的基本社會結構，而是會顯現出對工業社會的運行模式和基本結構的挑戰。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大數據帶來的有形和無形收益都不是為全社會所共享，而是在工業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中進行分配，原先處于社會中心的人及其人群基于權力、資本以及社會地位等把持了數據獵取和處理的優勢，甚至具備數據處理能力的專家也只不過是他們的雇傭者，為他們打工并得到一份可憐的恩賜工資，而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依然處在邊緣地位上，表面看來大數據使他們的生活內容和行為方式發生了改變，但實際上他們的社會地位以及生活質量并未因為大數據而得到改善。在工業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中，中心對邊緣的剝削主要反映在財富方面，根據經濟主義的理解，正是為了實現財富上的剝削和掠奪，才有了政治上的壓迫，才在政治的合法性追求中出現了由政府執行的社會控制。而現在，剝削的觸角伸向了信息，即增加了一重對邊緣人(群)所生產的信息的占有，而且是通過掠奪和竊取的方式實現的占有。就此而言，顯然是與后工業化中的去中心化要求不一致的，而且恰恰是反向而行的。

　　我們看到，有各種跡象表明，后工業化進程將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過程，從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來看，這種去中心化過程的反映就是：每個人都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也同時是信息的接收者和處理者，而且都發生在此時此刻，特別是在網絡結構互動的平臺上，每個人都是一個隨機性的節點，在信息的生產者和接收者之間自由轉換角色。這是與傳統的由中心收集信息或發布信息完全不同的傳播模式，是不再有中心與邊緣區分的模式。這是一種有著廣泛擴散可能性的無中心狀態，它將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將打破中心—邊緣結構，并為網絡結構取而代之。大數據是出現在后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社會現象，它本應匯聚到去中心化的進程之中，成為打破中心—邊緣結構的力量。然而，現實情況卻是，雖然每個人都是信息的提供者，卻在信息收益的分配中處于邊緣地位，作為社會成員中的邊緣者的性質絲毫沒有改變。對于大數據而言，邊緣者并非自覺地生產信息，他們在信息流動和處理中沒有任何自主權，收集、存儲、分析進而進行加以利用的行動都被中心所壟斷，這就進一步強化了生成于工業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如果說工業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決定了信息是從中心向邊緣單向流動的，那么大數據的信息流軌跡依然表現出了中心—邊緣結構，至多也只能說是在中心—邊緣結構的主軸上生成的一種變體，或者說，它是因中心—邊緣結構在后工業化進程中進行自我維護和自我強化的要求而出現的一種變體。這樣評價大數據，也許過于激烈了，因為它畢竟是在后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新生事物。不過，我們應該看到，大數據僅僅是工具意義上的新生事物，可以在后工業化進程中成為打破社會中心—邊緣結構的利器，也可以被用于鞏固社會中心—邊緣結構，而現實所呈現給我們的恰恰是后一種情況。

　　在社會治理體系的運行以及社會治理的行動中，公民(眾)參與、政府信息公開等出現在20世紀后期的新方案都是基于社會以及社會治理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而作出的新設計。以“參與治理”為例，是因為有了中心和邊緣才有所謂參與，參與也就是讓社會治理體系中的邊緣參與到社會治理過程中來，而主持參與、操縱參與的人則是處在社會治理體系中心的行動者。在20世紀后期公眾參與運動興起的時候，許多睿智的學者就指出了這一點，而且也出現了許多激烈的批評。然而，在大數據的概念開始流行后，一些人又開始重拾“公民參與”、“政府信息公開”等話題，聲稱大數據能夠讓參與者充分了解政府以及政治運作的信息，從而實現更為有效的參與。試想，如果公共參與的操縱機制不發生改變的話，公眾的有效參與又何以可能？就“參與治理”而言，每個公民都的確成了某些政策信息的提供者，政府也確實為信息的采集建立了場所和平臺，尤其是大數據的許多技術手段讓信息供給與收集變得更加便捷，但是，就“參與”一詞本身必須在中心—邊緣結構中去加以理解而言，依然是難以避免被操縱的命運的。作為公眾的一員，你可以非常認真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你認為無比重要的信息，但是，處于社會治理體系中心的政府及其官員可能根本不會把你所提供的信息作為決策的依據，甚至沒有對你所提供的信息瞥上一眼，即便公眾的聲音匯聚成了震耳驚雷，處在社會治理體系中心的政府及其官員也可以憑借著手中的權力加以操縱，讓參與行動朝著他們事先確定的方向發展。所以，在社會治理中心—邊緣結構未發生變化的條件下，大數據是不可能使社會治理得到實質性改變的，反而會成為一項增強中心—邊緣結構的新技術，讓集權獲得更大的社會控制力量。

　　從國際社會來看，情況也大致相同。我們知道，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西方一些率先建立起民族國家和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通過資本主義世界化的手段而在全球建立起了中心—邊緣結構，從而把世界分為中心國和邊緣國，中心國依據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而實施著對邊緣國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軍事掠奪，而且這種世界格局迄今尚未發生改變。大數據出現后，一些學者試圖從中解讀出邊緣國的發展機遇，鼓吹大數據將為全世界帶來共同進步。根據他們的看法，大數據能夠使邊緣國民眾的需求得到更好的了解，因為移動設備已經在邊緣國得到了普遍應用，這些移動設備能夠時刻收集并上傳民眾的健康、金融、社交等各類數據，只要通過對這些數據的分析，就能更加清晰地了解邊緣國民眾的需求，進而基于分析結果去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這看起來確實是一幅美好的圖畫，讓人想起來都無比愜意，但是，在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中，由誰去執行？中心國愿意這樣做嗎？邊緣國有能力這樣做嗎？我們認為，這些言論要么是中心國故意編織的謊言，是用來為他們竊取邊緣國的數據并用這類數據去謀利而施展的欺騙伎倆;要么就是那些愛幻想又缺乏思維能力的人的臆語。事實上，關于大數據帶來人類福利的各種允諾都是屬于前一類謊言?！袄忡R門”事件雖然因為斯諾登的叛逃和爆料而引發了公眾的關注，但事實上，美國通過大數據實現對全世界的監控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不僅如此，中心國一直在通過互聯網和移動設備采集一切可以采集的信息。他們通過技術轉讓、技術援助等方式實現了對互聯網和移動設備的控制，從中獲取數據，并將所獲取的數據用于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目的。普通社會成員都知道，只要接人互聯網，大量數據就會源源不斷地被傳輸進中心國的存儲設備中，中心國可以隨意地處理這些數據。其實，中心國收集邊緣國普通民眾的信息并不是近幾年才發生的事情，這些數據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躺在了中心國的存儲設備里，只是中心國在早期并沒有給予這些普通數據以太多關注，而是把重心放在了邊緣國的精英階層上了?！?·11”事件的發生開始讓中心國把視線轉向那些在自己的存儲設備中沉睡了多年的大數據，才使邊緣國普通民眾的數據變得有價值了。這也正是一些大數據研究者所看到的大數據的“價值”特征，他們認為大數據時代要求人們學會變廢為寶，把過去被忽略的數據利用起來，從數據中挖掘價值?！皵祿馕吨覀儼岩磺卸纪该骰?，甚至包括很多我們以前認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邊的事情……這樣，我們就激發出了這些數據此前未被挖掘的潛在價值?！盵3]20從舍恩伯格等人對這種價值的論述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關于變廢為寶的建議顯然是他們獻于中心的一項計策。

　　雖然“大數據”一詞是自2008年開始大范圍流行起來的，但美國的“棱鏡門”計劃在2007年就已經啟動了?！袄忡R門”計劃的主要內容就是收集包括電子郵件、網站登陸、社交傳輸中流動的文字、語音、照片、視頻等各種類型的復雜數據。無論從數據規模、數據類型、數據增長速度、數據價值的哪個維度來看，這都儼然是一個大數據的典型案例。由此看來，美國是最先掌握了大數據收集和分析能力的國家，至于2012年奧巴馬政府投資2億美元于“大數據研究與發展計劃”，只說明了美國有著進一步強化這種能力的要求，是為了從數據中挖掘出更多有利可圖的價值。我們在上述提出了一個判斷，指出大數據是后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新的社會現象，在此，我們需要再增加一項判斷，那就是作為技術現象的大數據首先是與美國聯系在一起的，是美國首先掌握了大數據的技術。所以，我們才看到了大數據是在既有的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成為中心國控制和支配世界的工具，不僅沒有使世界變得平等，而日也沒有為邊緣國帶來福利，實際上，反而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不平等了。

　　當然，中心國基于大數據的全球活動有時是以政府的名義直接進行的，但更多的時候則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市場行為滲透的。表面看來，世界市場有著“自由”、“平等”的面相，而在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跨國公司會像它的名稱所顯示的那樣跨越國界，也不可能有置身于國家之外的所謂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無非是根植于某個國家而向其他國家“跨”出去的組織。也許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邊緣國的人們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當美國國會對中國的一家叫做“華為”的公司作出決定時，說明美國最清楚跨國公司是什么樣的經濟動物了，同時也給全世界邊緣國的人們上了一堂關于跨國公司性質的課。也許邊緣國從來也沒有打算控制從自己國家中成長起來的跨國公司，但中心國卻從來也沒有打算不去控制任何一個跨國公司，而是充分地利用跨國公司去詮釋它對世界的支配權。以谷歌公司為例，它曾以拒絕中國政府的網絡審查、拒絕向中國政府提供用戶搜索信息等為由而退出了中國大陸，美國政府也在申述網絡自由、言論自由的名義下就此事件而批評中國，甚至要求中國就谷歌退出事件展開調查。在這一事件中，美國政府與谷歌公司都在極力塑造一個言論自由、信息自由的美好形象，力圖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向中國施壓。但是，谷歌是否是一個獨立的和自由的跨國公司，答案則是否定的。因為，谷歌公司與美國政府之間有著密切的配合，不僅谷歌公司默認了美國政府對它的監控，任由美國政府使用谷歌所獲得的全世界用戶的數據，而且谷歌公司也會時常主動地向美國政府開放一些特有的數據。這就是谷歌公司和美國所主張的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的真實狀態。

　　在中心—邊緣結構中，信息自由就像經濟自由一樣，只是中心國說于邊緣國聽的神話。一般說來，作為中心國中心的政府總是通過說服、交換、竊取、強制等方式要求企業傳輸數據，而在世界范圍內，中心國則力圖通過同樣的方式要求邊緣國將其所擁有的信息“自由地”傳給中心國。在這樣做的時候，中心國政府往往把根植于中心國的跨國公司籠絡為自己的幫手。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2010年曾就所謂的“中國黑客”攻擊谷歌事件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展開調查，“那些參與網絡攻擊的國家或個人應當承擔懲罰和國際譴責。在一個網絡互聯的世界里，對一個國家網絡的攻擊就是對整個網絡的攻擊。為了強化這一意識，我們應當建立國家間的行為規范，并鼓勵各國對全球網絡公域(the global net-worked commons)給與尊重?！雹郛斍?，互聯網和移動設備是數據的主要來源地，當它們方便于和有利于中心國從中獲利的時候，中心國就會大談信息自由;如果情況相反的話，中心國就會表現出在信息自由問題上的出奇的沉默。所以，大數據成了一把你爭我奪的寶劍，人們希望奪得這把寶劍后而將對方置于控制之下，而中心國在既有的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占據著有利地位，已經實現了對大數據的掌控。但是，中心國并不滿足于此，而且要求邊緣國持續地、不斷地向它(們)開放所有的數據?？梢?，在不打破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情況下，大數據只不過是由中心國操控的一個新的工具。我們看到，美國國防部為貫徹奧巴馬政府的大數據計劃而擬定的目標就是：“提升情景意識以幫助戰斗人員和(軍事)分析人員，為(軍事)行動提供進一步的支持。將分析人員從各種語言文本中獲取信息的能力提升一百倍，同時大幅度增加可供分析人員觀察分析之用的物體、行動和事件的數量?！盵10]在這里，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前景？

　　總之，大數據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這場社會變革運動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技術現象，同時也是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它作為工具無疑是一把利器，這就意味著兩種應用它的可能性：其一，可以應用于促進變革，以打破世界以及社會的中心一邊緣結構;其二，被用來維護和鞏固既有的世界和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如果是后者的話，在不遠的將來，我們所看到的就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然而，當前的情況顯示，無論是在一國內部還是在國際社會中，大數據都被用來強化控制體系，對于許多人來說，也都沒有從中覺察到危險。正是這一點，可能是人類將要遇到的最大危險。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亟需為大數據這樣的流行概念正名，力圖將大數據這一技術工具引向增進人類福祉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