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無法成就蓋茨和喬布斯_數據分析師

2015年2月28日，初十，春雪，北大朗潤園。一場激辯正在上演。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信息社會50人論壇邀約經濟學領域各路大咖共謀信息時代經濟學理論之發展大計。信息時代對傳統經濟學而言，是洪水猛獸？還是又一個春天？

這個周末，柴靜以一己之力揭開“穹頂之下”的霧霾。紀錄片瘋狂刷屏的背后，正是理念的嘶叫呼喊，理念的力量再次得到彰顯。

無獨有偶，此次研討會上，張維迎教授從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理性人”說開去，告訴你后工業時代、信息時代為什么理念依然有著無可辯駁的力量；風靡世界的大數據，為何與成為比爾·蓋茨、喬布斯仍有“一步之遙”。

信息化讓經濟學理論的問題凸顯

經濟學理論有很多問題，而且有些問題還比較嚴重，但是這些問題究竟是本身就存在的問題，還是由于有了叫做“信息”之后存在的問題，我覺得不是非常清楚。在我們看來本身存在的問題，并非是信息化帶來的問題，而是可能信息化本身對于這些問題暴露的更明顯一些。

例如，就像地心說和日心說，地心說本來是錯的，不是到十六世紀才開始變成錯誤的。但是十六世紀之前，在非常傳統的農業社會，地球圍繞太陽轉，還是太陽圍繞地球轉，對于大部分人沒有意義的。但是進入航海的時代，我們認為“地球圍繞太陽轉，還是太陽圍繞地球轉”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經濟學的理性選擇模型假定人由利益驅動，并知曉自己的利益所在

任何科學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解釋，一個是預測。經濟學在解釋方面還相對比較成功，在預測方面則一塌糊涂。為什么預測會變得一塌糊涂？過去所有的經濟學預測，無論多么復雜，有一定的假設，就是理性選擇模型。

理性選擇模型意味著每個人的行動都是由利益所驅動的。這個其實在一百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就非常清楚，經濟學每個行為人都是由利益驅動的。也假定每個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每個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行為可以從他的利益最大化角度來解釋，整個社會也可以理解為利益的博弈，甚至也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結果。

利益、理念與理性

如果假定人的行為全是由利益支配，經濟學則變得毫無用處，即：無論經濟學家怎么說，跟人是沒有關系的，人該怎么行為就怎么行為，整個經濟學是沒有用的。

但是從古到今，人類自所有的思想家，他們深深的相信，人的行為是受人的觀念的指引。引一段話，在兩百多年前講的——“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也就是所有事物都是由觀念支配的?！?/span>

米塞斯講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沒有那么復雜，自由主義就是自由主義，我們也不用責怪簡單化，簡單化不是錯了，而是現實世界太復雜，如果太簡單那就不需要科學，（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自由主義有流派，所有流派有一個共同的觀點——理念是重要的。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每天是不是喝紅酒，是不是抽煙，都和認知有關，包括我們講改革，鄧小平改革，所有歷史的改革很難用利益觀念來解釋它。

最關鍵的問題是，為什么這些理念和觀念是重要的？因為很簡單——我們人類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動物。這個理性意味著是什么？意味著我們會思考，我們會分析，干事有目的，我們在行動之前會思考“我為什么要這么干”。每一件事我們人類做的，我們都需要證明它的正當性——為什么要這么做？

經濟學：從工具理性走向價值理性

我們講理念、觀念，其實就是人類證明他自己所作所為的一個原因，一個定理。究竟什么叫理性？經濟學的假設就是工具理性，理性只是人們達到目的的一種方式，理性只是一群欲望的奴隸，我有一個目的，理性告訴你吃什么東西是最好的。

從亞當斯密開始一直到康德，他們講的理性是一個目的——人類應該追求什么，不應該追求什么。一個人用理性統治欲望的時候，他才是一個理性的人，這是很難的，每個人都有七情六欲。一個人經常處于一種激情，處于一種沖動的行為，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所以說他是不理性的。這一點非常重要，經濟學可能要改變我們所謂的“工具理性”的假設，走向價值理性或者目標理性，這非常重要。

后工業社會，非物質利益將更為重要

人的利益是通過理念、觀念來認識的，什么是符合我們的利益，什么不符合我們的利益，（取決于）有什么樣的觀念。利益本身不僅僅是物質利益，經濟學家解釋物質利益，（因為）人類長期時間內物質利益是最重要的東西；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物質利益，易于量化。

我們人類到了后工業社會，非物質利益將變得更為重要。物質利益達到一定程度，稀缺性已經解決了；所以后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非物質利益變得更為重要。

非物質利益更依賴于個人——你希望有榮譽、有好的名聲，這都是給你的。有沒有好的名聲，你的行為正當不正當，如果正當就有好的名聲；你認為的正當、公益、公平是什么？窮人把富人的東西拿出來是正當的嗎？現在認為不是正當的，現在講產權。還有一個什么東西可選擇？你腦子里可行性的空間，意味著你有什么樣的觀念，包括我們處理金融危機等等，都與這個有關。

對未來世界的理解，并非基于過去的數據即可獲得

進一步講，之所以觀念更為重要，更深層的原因是是因為，我們這個世界非常有限，非常不完美，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對未來的理解，并非基于過去的數據即可得到的，世界太復雜了。我們對世界的觀念有可能是對的，也有可能是錯的。如果是對的，不需要任何理念，按照本來行為就可以了。

經濟學家大蕭條沒有預測到，拉美的債務危機、金融危機沒有預測到，墨西哥金融危機沒有預測到，亞洲金融危機沒有預測到，蘇聯垮臺沒有預測到。革命本身沒有預測到，如果預測到了就不可能發生革命。

原因是什么？這種穩定性和變化，依賴于有什么樣的觀念，這些觀念的本身，又是我們人發展來、用來對付不確定性的。

企業家有能力應對不確定性

成功預測未來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企業家，為什么呢？企業家有能力應對不確定性。所有最偉大的成功企業家，不是根據過去的數據做出未來的判斷，如比爾·蓋茨、喬布斯、微信，五年前沒有任何數據可以預測微信的，大家很熱衷大數據，大數據改變我們的工作，改革我們的工作，改革我們的思考，這對經濟學家是很好的一點。很好的一點，大數據信息不可能完全，不確定性永遠在那兒。

任何人在大數據（方面的努力）不會變成比爾·蓋茨，不會變成喬布斯，這些不是說沒有用，這些東西非常有用。我剛才講到企業家面臨沒有人看到的東西，30年前沒有預測到今天的手機，今天的互聯網。30年之后什么是最偉大的產業，沒有人能夠預測到。

有些事情可以發生，但什么時候發生，我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