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的院校模式創新

時代不斷的變遷，高等教育都會在其中留下自己的發展軌跡。身處信息化社會的當下，高等學校自身在教育教學、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等方面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數據信息，其總量正以成倍的速度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數據信息總量的變化最終會導致數據信息形態的變化——量變引發質變，跨入大數據時代。與此相應，“數據驅動決策”成為大數據背景下提高院校決策績效的一個新視角。

所謂大數據，是指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通過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獲得有巨大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或深刻的洞見。

大數據的核心就在于對隱藏在數據中的趨勢進行有效預測。這種預測將能影響和改變我們決策的傳統模式。大數據的精髓在于為我們分析信息時提供了三個重要轉變，這些轉變將改變我們理解和組建社會的方法。

首先，在大數據時代，隨著軟件和硬件的不斷升級，我們有了分析更多數據的可能手段和條件，甚至可以處理和某個特別現象相關的所有數據，而不再依賴于隨機抽樣，即“樣本等于總體”。其次，在大數據時代，我們不再熱衷于追求精確度。擁有了大數據，我們不再需要對一個現象刨根究底，只要掌握大體的發展方向即可。尤其對于決策而言，宏觀層面的意義遠大于微觀層面，適當忽略微觀層面上的精確度會讓我們在宏觀層面擁有更好的洞察力。第三，決策的目的是尋求答案，而不是尋找原因。即我們不再熱衷于尋找因果關系，轉而關注事物之間的相關關系，這會給我們提供非常新穎且有價值的觀點。大數據時代是建立在量化一切的基礎上的，大數據告訴我們“是什么”而不是“為什么”。

由于院校決策所涉及內涵的廣泛性和決策者組成的復雜性，其決策模式的多元化不言而喻。有研究者將傳統的院校決策模式總結為四種：依靠決策者所具有的理性認知能力制定決策的“官僚主義”模式;通過“合意”的過程來平衡大學內多方群體利益的“學院型”模式;通過“擴散”程序表達不同權力集團、利益群體訴求的“政治型”模式;決策程序無章可循、隨意性大的“有組織的無政府型”模式。這些模式的共同弱點在于缺少有力的決策支持依據，管理者實際上僅僅是以“有限理性”為基礎，努力作出“足夠好”的決策而已。

大數據背景下的院校決策可以為大學決策者提供和完善他們認知經驗所缺乏的信息、知識和智慧，有學者將其稱為以數據系統為支撐的“知會理性”決策模式。通過這一模式完成院校決策的過程如下：首先是確定決策目標。在通常情況下，大學董事會、各種委員會、校級領導、職能部門等需要制定政策或者尋求解決重大問題的方案時，會提出一系列與決策有關的問題。第二步是收集相關的數據。在了解了信息需求之后，開始收集相關信息的數據。同時還有大量外部與學校相關的數據信息，建立大數據庫，這些數據與內部數據結合，為數據挖掘提供了龐大的資源。第三步是建立數據模型，進行數據分析。在這個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是如何建立有效的數據模型，將數據的整合和分析過程以及分析結果與決策問題和大學的背景聯系起來。第四步是展示信息。信息分析完成后，大數據信息報告包含需要向決策者匯報信息、解釋結果，并且在全校公開，其目的是進一步檢驗數據的來源與可靠性。第五步是決策。在大數據信息分析得出的結論之后，決策者將作出科學決策。

事實上，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實現上述決策過程所需要的“硬件”(計算機及網絡技術、智能系統建設)已經不是難題，最關鍵的障礙在于院校決策理念的轉變及院校研究開展的程度：院校決策的民主程度;大學領導能否將這項工作納入優先發展項目之列;院校研究是否真正介入院校決策過程;職能部門數據是否全面及為決策分享數據的態度;決策模型的有效性等。